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苗苗  余靖静  吴振东

        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同年，上海市、浙江省成为新高考改革的首批“探路者”，分别出台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遵循规律，试点先行，稳妥推进，切忌‘翻烧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上海、浙江分别为直辖市和省，在地域上具有代表性，而且两地基础教育发展较均衡，都曾围绕高考改革有过一些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具备试点条件。”

　　三年如白驹过隙，已经结束的2017年高考成为首次检验新高考改革方案成果的重要契机。未出结果之前，总结得失还为时过早，但人们还是迫切希望了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新在哪里？力求破除哪些藩篱障碍？会产生哪些影响？

新高考之“新”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与旧高考改革着眼单项领域改革不同，新高考改革是在高校扩招之后、新的考试升学竞争背景下，通过多年调研探索和积累经验基础上，做出的兼具整体性、系统性、专业性、综合性的制度性决策。

　　首先，新高考制度破除考试招生制度局限，从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出发，提出“探索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转换制度，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实现多种学习渠道、学习方式、学习过程的相互衔接，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这意味着，所有人一生中任何时候想在学校学习，皆可实现。新考试招生制度就要为人人学习、成才开辟道路，使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谈松华说，“只要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学习是终身的，那么高考就只是人生特定年龄阶段的一次考试，而不像今天这样承载太多的要求。”

　　其次，新高考改革把考试、招生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既要求“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又要求“改革招生录取机制”。“过去高考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制度上，招生制度动得很少，其实招生制度的改革同样重要。”谈松华说。

　　再次，新高考改革强调考试招生的专业化建设，包括“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改进评分方式，加强评卷管理，完善成绩报告。加强国家教育考试机构、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

　　“如果命题水平不能体现测试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的时代要求，科学选才的目标就难以落实。”谈松华说，适应新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既要建设专业化的考试机构和高水平的教育测量队伍，还需要高校提高招生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新高考改革还将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乃至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产生综合性影响。

　　比如，把固有的单一教学模式改为选课走班制，高中教育必须在师资、课程、校舍、管理体制方面做出适应性调整，让适合的学生接受多样化、个性化、可选择的教育；高校有更多招生自主权后，必须面对社会诚信体系不足背景下如何恪守公平、公正底线的考验。把一年一考改为有些科目多考，政府必须动员更多力量，承担更多安全责任；方案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达地区和城市学生，必须通过招生名额分配建立对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的补偿机制。总之，诸多方面会因新高考而改变。

浙江：扩大教育选择性

　　浙江省改革方案的核心理念是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扩大教育的选择性”，以赋予考生和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按照方案，考生可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自主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招生四种模式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升学通道。高职提前招生中，考生还可同时报考多所高校，一档多投，并可同时被多所高校拟录取，由考生选择最终去处。参加统一高考招生的考生，在必考的语、数、外三门课程中，外语考试可在英、日、俄、德、法、西班牙语中选择；选考部分，考生可进行“7选3”，即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组合多达35种，远超过去的文综/理综两种选择。选择单独考试招生的考生，还可按照专业要求，选择是否参加外语考试。

　　另外，除语、数必须统一高考外，外语和选考科目每年都提供两次考试机会，成绩两年有效。考生可自主选用一次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选择中实现的。”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增加考生对考试招生的选择和机会，减轻考生负担，让他们选其所好，考其所长，从源头上推进素质教育。”

　　填报志愿上，浙江新高考改革还一改从前分批次、按高校平行投档的方式，变成不分批次、“专业+学校”志愿、按专业平行投档。鼓励学生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志向。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说，长期以来，高校录取都采用“总分匹配”模式，这让中学教育形成了路径依赖；考生填报志愿时，往往只认大学招牌，只求分数利用最大化，只考虑专业是否热门，不管专业是否适合。这严重影响了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积极性和专业的有效学习，也给许多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带来了困扰。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徐小洲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不少考生能考得高分，却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应该选择什么专业。甚至到了大学，许多学生还不知道如何选择课程、如何探究性学习、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如何面对社会挑战。当下教育急需解决学生对自己兴趣、爱好、未来方向的“选择无能”症。

　　对高校而言，新高考方案也赋予其更大招生自主权。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指出，新高考改革方案采用“专业+学校”的录取模式，所有高校将面临在同一专业上的生源竞争。现在各高校专业雷同度很高，尤其是一些综合院校，今后一些没有比较优势、半死不活的专业，将逐步被淘汰。短时间内高校要做出调整会很痛苦。

　　有媒体报道了浙江试点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高中生选课自由了，‘避难就易’露头”、“告别一考定终身，机会增多也让‘战线’拉长”，“师资现‘潮汐现象’，有物理老师要兼技术课”等等。

　　本刊记者在对上述问题调研求证时，各方多持回避态度。一方面认为，试点正在进行中，现在做结论为时过早。另一方面认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便实践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尊重试点地的首创精神，给他们一个平稳的改革环境，待时机成熟时再做总结。

　　据悉，教育部已经启动了“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跟踪与评价”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在合力跟踪调研试点进展。

上海：用好高考“指挥棒”

　　和浙江一样，上海的高考改革试点也到了“临门一脚”。面对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环节，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已组织各区级招考机构工作人员和所有高中学校高三班主任学习培训。各高中也组织考生进行了志愿填报的模拟演练。

　　即便如此，“新高考”考试科目排列组合的多元，以及与以往志愿填报和录取方式的不同，对于考生、高校以及考试院来说都是新挑战。

　　根据方案，在沪37所院校共设置具体专业或学科大类1096个，千余专业类别中，有14所院校的655个专业（类）没有科目限制。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郑方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于大学来说，不同专业对于考生选考科目要求不同，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生的难度。

　　“对于考生来说，要搞清楚每个专业的特点与方向不容易，但新方案也是在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考生、家长和学校都应该更加重视学生的个性成长和发展需求。”上海市市北中学校长陈军说。为了降低考生因为不熟悉规则、志愿填报失误而错过心目中的好学校、好专业的几率，上海实行了高考成绩公布后再填志愿和两次征求志愿两项新办法。

　　同样，上海市的高考招生单位不再是学校而是“院校专业组”，这也体现了对学生个性化选择的鼓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叶银忠以本校为例说，学校今年设置了4个“院校专业组”，分别是“物化生、物化史、物化地、不限”，每个专业组里包含几个专业大类及更多专业。如建筑学专业属于工科，但带有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就被归类在“物化史”专业组，“如此一来，考生不仅可以凭借理科的优势，也可以发挥文史科目的优势考入这一专业。”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说，以院校专业组方式招生，对考生而言，可以优先选择学校，也可以优先选择专业，就自身情况与院校专业组的匹配程度做好分析，力求知己知彼，做到梯度、灵活、精准填报。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招办主任丁光宏认为，“院校专业组”打破了原来的学校分数线概念，每个专业组都有一个独立的录取分数线，有助于高校和学科专业凸显自己的办学特色。

　　“新高考”实施后，综合素质评价能否客观科学，也是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向明中学校长、特级教师芮仁杰表示，将综合素质评价引入高考，是“彻底打破唯分数论的颠覆性做法”。他以自己所在学校为例说，学校今年有4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在有关部门指导安排下，学校从高一学期开始就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入相关工作，包括建立信息审核、等级认定、公示等配套机制，确保过程公平公正，同时积极运用社会资源为学生创造更多校内外素质教育活动的机会。

　　“教育改革必须用好高考这根指挥棒。”郑方贤说，“以高考制度改革带动教育的变革，使得高中学生按照理想模式成长的目标得以实现，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变化。”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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