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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 | 信息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力跨行业流动?——基于工作任务与技能类型的实证研究

宁光杰 等 图灵财经
202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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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

信息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力跨行业流动?——基于工作任务与技能类型的实证研究

作者:宁光杰 崔慧敏 付伟豪

来源:《管理世界》2023年第39卷第8期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产业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关注受信息技术影响的劳动者如何通过跨行业流动实现再就业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实证分析地区—行业层面信息技术渗透度对微观劳动者跨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加该行业劳动者跨行业流动的概率。一方面,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的提升分别通过就业替代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常规任务从业者和非常规认知任务从业者的跨行业流动概率;另一方面,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的提升会促使高、中技能水平劳动者跨行业流动。针对流动方向的分析表明,从事常规任务劳动者倾向于被动地“向下流动”,流向与原行业“技能距离”较远的行业,并承受一定的工资损失。本研究为科学评估信息技术发展对劳动就业的结构影响,以及制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就业配套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技术;跨行业流动;工作任务;技能类型;技能距离.


01

研究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产业不断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作为通用目的技术,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加速了“机器换人”进程,使得“技术性失业”趋势愈发明显(卡拉巴布尼斯、内曼,2014;阿西莫格鲁、雷斯特雷波,2020);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产业部门的深度融合推动各行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同时带动相关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就业形态不断增长(奥特,2015;伯格等,2018;约尔特、波尔森,2019)。信息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影响为被技术替代的劳动力提供了通过跨行业流动实现再就业的机会。

在此背景下,关注被信息技术替代的劳动者如何通过跨行业流动实现再就业显得尤为必要。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量较2012年减少1514万,下降了6.5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信息化将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加速信息技术对部分就业岗位的替代。与此同时,各产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催生出多样化的就业形式与新的就业需求。


02

研究方法


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产业信息化发展程度,是不同于信息产业化的指标。本文参考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的模型,分析行业信息技术发展对就业需求的影响,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1:随着行业信息技术渗透程度的提升,该行业劳动者跨行业流动的概率增大。

假说 2a:行业信息技术渗透程度的提升会改变行业任务需求,显著增加该行业从事常规任务劳动者和非常规认知任务劳动者的跨行业流动概率。

假说 2b:与任务类型相适应,行业信息技术渗透程度的提升会提高中等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跨行业流动概率。

假说 3:行业信息技术渗透程度越高,被信息技术替代的从事常规任务的劳动者越倾向于“向下流动”,倾向于流向同原行业“技能距离”较大的行业,并承受一定的工资损失。

本研究结合中国各省级地区—行业层面的信息技术发展数据与劳动者微观调查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万名劳动者拥有的计算机台数和实现的电子商务销售额衡量的信息技术渗透度来探讨其对劳动力跨行业转移的影响。其中,行业划分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为标准。在此基础上,从工作任务和技能类型两条机制考察行业信息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者个体行业选择。


03

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如下模型研究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对劳动者跨行业转移概率的影响:

行业转换变量 Mobilityijct={0,1},表示样本期内 c 地区 j 行业劳动者 i 是否跨行业流动(例如在 2014~2016 年样本期分析劳动者在 2016 年就业行业是否不同于 2014 年就业行业,在 2016~2018 年样本期分析劳动者在 2018年就业行业是否不同于 2016 年就业行业,2014 年和 2016 年分别作为基期),若转换了行业,定义为 1,否则为0。ITjct表示样本期基期 t 期 c 地区 j 行业的信息技术渗透度,在实际回归中,我们分别使用该行业万人拥有计算机台数(台/万人)和实现电子商务销售额(百万元/万人)来衡量信息技术渗透度。由于各地区分行业使用计算机和电子商务销售额数据不可得,本文参照巴蒂克(1991)和戈德史密斯-平卡姆等(2020)构建该指标。测度方法如下所示。


其中,ITjt为样本期基期 t 期全国 j 行业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分别使用 t 期 j 行业使用计算机台数和实现电子商务销售额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参照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以及王永钦和董雯(2020)的研究,使用地区行业就业份额作为将全国行业层面信息技术发展指标分解到地区—行业层面的权重。考虑到每年地区行业就业结构变动可能会受随时间变化且与劳动者个体行业选择相关的地区特征(如城镇化水平)影响,进而导致由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加之当期地区行业就业结构会受到信息技术发展态势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前一年地区行业就业占比作为权重以减缓内生性和联立性偏误。具体地,laborjc,t-1为t-1 期 c 地区 j 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laborj,t-1为 t-1 期全国 j 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laborjc,t-1/laborj,t-1)为 t-1期 j 行业中 c 地区就业人数占比。(laborjc,t-1/laborj,t-1)×ITjt表示 t 期 c 地区 j 行业信息技术发展指标。laborjct为 t 期 c 地区 j 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万人)。由此,ITjct为 t 期 c 地区 j 行业每万名劳动者使用计算机的台数和实现的电子商务销售额,表示地区—行业层面的信息技术渗透度。以上就业人员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CV 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体、行业、省级地区、地区—行业层面指标。其中,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age)、性别(gender)、受教育年限(edu)、是否在婚(marriage)、是否为农业户籍(rural)、单位所有制(ownership,其中国有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其余为非国有部门)、是否跨省流动(prov_ flow)。由于行业间工资差距扩大会激励劳动者为提高自身收入而转换行业,因此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将劳动者期初所处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其他行业平均工资差值的绝对值(lnind_wagegap)纳入回归,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增长率(area_gdp)、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的产业结构(area_secthi)和地区失业率(area_ jobless)。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关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面临的进入壁垒,从而影响个体行业转移概率,我们还引入了孙文凯等(2020)构建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化指数(lnarea_seg)这一变量,由于地区劳动力市场化指数位于0~1 区间,在取对数前对该变量加1。由于产业政策关乎政府扶持力度,且样本期位于“十二五”时期与“十三五”时期,由此我们依据各省级地区“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对所提及行业的具体规划内容判断政策态度,使用行业政策支持虚拟变量(policy)表示在各省份该行业是否为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产业政策研究数据库(IPRD)。考虑到宏观变量的滞后效应,控制变量均采用样本期基期的相关数据,并对所有名义数据使用以2010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另外,本文通过引入省份和年份虚拟变量控制省份效应与时间效应,并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εijct为随机误差项。


04

结果分析


首先我们考察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行业就业数量,如理论假说所示,如果信息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占主导,则行业就业数量会减少,这意味着部分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他行业寻找就业机会,即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表 5 为分省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被解释变量为分省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万人)的对数。回归结果证明了替代效应占主导,无论是用万人计算机台数还是电子商务销售额衡量的信息技术渗透度都对行业就业人员数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就业数量减少意味着部分劳动者需要到其他行业再就业,这也是微观劳动者跨行业流动的内在机制之一。

分析结果表明,受信息技术冲击行业的任意劳动者跨行业流动概率增加,既然信息技术应用与工作任务、技能替代有关。下面从工作任务和技能类型角度深入分析劳动者跨行业流动的内在机制。

(一)基于工作任务的机制分析

任务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工作活动单元,资本与劳动均可承担工作任务。当技术变化催生出新的工作任务,或是改变劳动与资本可执行的任务集时,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发生变化。

本文根据美国职业信息网络的职业划分方式与阿西莫格鲁和奥特(2011)的职业分类方法,基于 CFPS 中职业分类标准将任务进行归类,并从行业层面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信息技术渗透度会显著提高常规型职业人员转换行业的概率,常规型任务的工作更易被信息技术替代。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会提高非常规认知型劳动者的行业转换概率,信息技术渗透度对非常规操作型人员的行业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

以上 3 种变动趋势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从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广泛结合的发展特点来看,在应用初期,计算机、程控机器人等多数是根据已设定好的程序进行重复性程序性的工作,由于首先渗透到常规任务中,也因此从事常规任务的劳动者会更容易受到信息技术对人工替代作用的影响,从而被动进行行业转移。其二,信息技术与技能之间具有互补性,各行业信息技术应用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从事的非常规认知型任务的需求,并进一步提升技能溢价。目前信息技术渗透度不高、常规任务较密集、非常规认知从业者相对稀缺的行业,非常规认知从业者的技能溢价往往更高。从事非常规认知型任务的劳动者在有充足岗位需求的前提下,受到更高水平劳动回报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易主动转换行业。其三,消费者偏好个性化的服务,计算机、机器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包括理发、老年看护等在内的个体服务业从业人员难以产生较高的替代作用,因此信息技术冲击对从事非常规操作型任务的劳动者的行业选择尚未产生显著冲击。


(二)基于劳动者技能类型的机制分析

本部分分析行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不同技能劳动者跨行业转移概率问题,探讨技能作为内在机制的可能。不同于以往研究中依据受教育程度划分个体技能水平组别的方式,本研究试图测度劳动者技能水平的综合得分以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其优点还在于这些能力与生产活动、工作任务联系更紧密。

本文参照美国职业信息网络对技能的划分以及黄国英和谢宇(2017)的研究,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信息技术影响不同技能劳动者跨行业流动的结果如表所示,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跨行业流动概率受信息技术影响而提高。中等技能劳动力多从事程式化工作,从结果看,常规任务从业者的个体技能得分均值高于非常规操作任务从业者,低于非常规认知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更容易被信息技术替代,因而跨行业流动概率增加。而高技能劳动者一般从事非常规认知任务,在结构效应和技能溢价的支持下其跨行业流动概率提高。运用电子商务销售额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高技能劳动者具有更高跨行业流动概率,中等技能者系数虽不显著却也呈现出同基准组相比其跨行业流动概率更高的趋势。此外,本分析中的对照组低技能者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跨行业流动概率远低于其他两种类型,这与表 7列(3)和列(6)非常规操作任务从业者跨行业流动概率不受信息技术影响相对应。

劳动者技能水平与任务类型是相互联系与对应的。从机制上看,该部分的技能分析和前述任务分析互为补充、共同支持,证明了假说2。


(三)基于技能距离与工资变化的进一步探讨

本文聚焦于跨行业转移的劳动者,引入“技能距离”分析转移者的行业流向问题,并利用流动前后的工资变化进一步验证跨行业流动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技能距离角度的流向分析比单纯具体行业流向分析更能反映劳动者流动的技能阻碍,并结合劳动者的任务类型,给出更有价值的政策含义。

本文试图从技能的视角,依据“技能距离”定义跨行业转移劳动者的流动方向。下表为分任务类型的跨行业流动者技能距离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常规型任务从业者受信息技术影响更可能向下流动(信息技术的系数为负),并且流动的技能距离较大(系数绝对值较大),而非常规操作型从业者更可能向上流动(信息技术的系数为正),且技能距离较小。常规任务从业者由于被信息技术替代,被动跨行业流动,往往会流向低技能岗位密集的行业(由于存在技能门槛,中等技能劳动者无法替代高技能劳动者,但可以向下替代低技能劳动者),从而产生向下流动,且可能需要转换任务类型(转而从事非常规操作任务,因为受信息技术应用影响各行业常规任务相对需求下降),因而其技能距离较大。如果劳动者来自制造业,由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所需的职业技能特异性较高,同其他行业所需技能匹配程度有限,在受信息技术冲击、制造业岗位缩减背景下,被挤出的劳动者只能依托一般技能搜寻工作,放松对特殊技能匹配的要求,从而流向同原行业技能距离更大的行业。而从事非常规操作的劳动者一般跨行业流动概率较小,一旦流动,有可能是主动选择流动,因而会倾向向上流动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即使是来自高技能门槛行业的被动流动,考虑到其本身技能较低和各行业提高技能门槛的现实,其小幅向上流动也是可以理解的。非常规操作型职业最为密集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转出者主要流向了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行业。信息技术冲击降低了就业稳定性,出于对工作环境与收入来源稳定性的追求,非常规操作型劳动者可能会通过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以转换行业,因而产生向上流动。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 3,我们研究劳动者是否转换行业对工资变动的影响。在样本期内转换行业的个体为处理组,未转换行业的样本为控制组,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找到控制组中同处理组可测变量尽可能相似的样本与之匹配 。结果显示,转换行业的个体与未转换行业的样本在个体特征方面无显著差异。基于配对样本,以劳动者是否跨行业流动作为解释变量,劳动者工资变动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结果如表所示,与未流动的同类型劳动者相比,常规任务的流动者工资增加额较低,而其他两类任务从业者没有明显变化。这进一步印证了常规劳动者主要为被动跨行业流动,由于向下流动而产生收入上的损失。但与自己未转换行业前相比,其工资绝对额仍会提高,符合追求更高工资的劳动力流动动因。


05

研究结论


信息技术发展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对劳动就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那些受行业信息技术冲击的劳动者如何通过跨行业流动实现再就业。

研究发现:

(1)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者整体跨行业转移的概率。

(2)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的提升会降低行业常规任务需求,增加非常规任务需求,从而提高常规任务从业者和非常规认知任务从业者的跨行业流动概率;也会增加高、中技能劳动者跨行业流动概率。

(3)在行业信息技术渗透度提升的影响下,从事常规任务劳动者倾向于“向下流动”,流向同原行业“技能距离”较大的行业,且工资增加额较小。

具体建议:

第一,行业信息技术的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者流出该行业的概率。基于此,政府部门在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时,也需关注信息技术对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常规任务劳动者的替代问题。政策制定者应积极推动信息化带来的就业方式变革,使就业创造效应得到最大发挥,拓展新兴领域就业空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新职业,为跨行业转移劳动者提供更丰富的就业选择,以实现顺畅的行业转移,助力产业优化升级。

第二,受行业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从事常规任务劳动者在跨行业转移时倾向于流向与原行业“技能距离”较大的行业。行业间技能要求差异提升,使得劳动者行业转移时面临技能阻碍。基于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重点强化信息化应用技能培训,减轻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矛盾,为劳动者转换行业破除技能障碍。要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减少“向下流动”、技能不匹配、技能距离过大和收入损失现象。

第三,在鼓励劳动力跨行业流动以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同时,需要进行适度的劳动保护,通过政府政策调节和工会参与决策引导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缓解其对劳动者就业和跨行业流动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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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世界》2023年第39卷第8期

作者:宁光杰 崔慧敏 付伟豪

编辑:李子嘉(国科大中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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