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向心而歌五十载，为民书写正芳华／张翼

时光流转，由暑入伏，瓜和籽实共同包蕴理想的光感，大地的喜悦只有劳作者能够体味。有学者不无深刻地指出，理想的实现，就是对理想的讽刺，而理想作为彼岸王国的意义，不在于终点遥遥无期，而在于每向前迈一步，就无限趋近，那是一种只有坚定者跋涉者才能够懂得的幸福。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这一论述，可以用来解释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路向，也可以用来接榫于大明王朝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还不妨作为一个引子，来尝试挂一漏万地解读和谷先生五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之旅。

在读到和谷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组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时，我自己内心忽然对八十年代的文学生态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在我的印象或者强烈的信息旋流所带给我的第一印象中，八十年代的文学或者文学的八十年代，似乎就是大家熟知的食指、北岛、顾城、海子们的摧枯拉朽，就是贺敬之、柯岩、公刘们的仓皇退场。似乎全都是意识流、现代派、朦胧诗的一统天下，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着力追求让人看不懂，并且自信满满地宣称读者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知识水平低，是因为没有经历欧风美雨的一场更深刻的触及灵与肉的洗礼。他们执着于这种语词的自造迷宫式的游戏，虔诚而执迷，像一首民谣歌曲里面唱的那样，“听个小诗人说，饿死我也不写小说”。

然而，在我们的和谷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里，居然读到了那种“光昌流丽、春暖花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作法。

“啊，红艳艳的山茶呀，点燃年轻人理想的火焰，踩着前辈的脚印走呀，邮包装着那鲜花盛开的春天”（1977年，《红山茶》），“我轻轻地，轻轻地推动磨盘，像和前辈侃侃而谈。怎样把自己的力量汇入革命洪流，推动者历史的车轮飞转，飞转。”（1978年7月31日，《磨盘的传说》），“献给祖国的大厦，这又一批顶梁柱”（1979年，《竹》），“花瓣上闪烁的是青春的光彩，花蕊里怒放的是爱情的火花……”（1980年12月，《玫瑰花》），“山村的晒场啊，是庄稼人的手掌，正把一个沉甸甸的夏天掂量。”（1981年，《晒场之夜》），“你在深情回首黄土高原吗 黄河”（1982年，《黄河咏叹调》），“我采的是含金的矿石 不在我的私囊里 而透出心口 融入美丽的阳光”（1982年，《答问》），“无定河呵 从陕北高原 注定要纳入大河的河。”（1983年，《无定河》），“这是一方窄窄的舞台 一条神奇的充满生命力的河流 高跷，啊，高跷”（1984年内，《高跷》）“为你，为你，早晨哟 创造者们才肯在孩子们上学去的时辰 迟迟归来，迟迟归来”（1985年，《煤都》）“季节有常而无常 晴晦鲜明而混沌 失望与希望 都不必怪罪土地的墒情”（1986年，《我的信》），“有一盆炭火多好 有一个人作伴说话多好 水壶里有虫鸣，窗子流着泪”（1989年，《下雪天》）。……

笔者有意地按照诗歌见刊的年代排列如上，这样看起来更方便。在如此清冽而醇厚的诗句中，我们仿佛是在重读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还有何其芳，又似乎是在新读柯岩、李瑛、光未然、汪国真。“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看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唐人王梵志的比较“哲学”研究着实俗中带雅，颇有从伦敦到纽约的每一个地摊市侩哲学秘籍之精髓，可是，在上述诗句诗意诗境诗情诗心中，只要痴心公允，我们所能看到的分明是一种三十年未变之真、三十年未改之诚、三十年未怠之韧，用诗人自己的话说，那就是

“沐浴着二十世纪末的艳阳 我羡慕黛色公路上的汽车 但我却丝毫不自卑于我赶的牲灵儿”（1982年，《高原脚夫》）

在这里，笔者有两处是感到了由衷地阅读的惊异和遐想的。一处是“二十世纪末”这个多少会有些陌生而新鲜的时间概念，出现在1982年的诗歌“江湖”里，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迥异于你侬我侬、杯水风波的宏大叙事。据我们有限的了解，在此之前的几年内，我们更经常听到的一个时间短语是用于回顾往昔的“半个世纪”，正好是五十年，大体是从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建党以来推算的，这里的“半个世纪”，毫无疑问和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7版所刊载的那首著名的《时间开始了 · 欢乐颂》所表达的那种时间意识极为形似，而其神韵所在，却是一个崭新的人类生存新选择、人类历史新纪元。

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们总是忍不住要说，我们芸芸众生，都只有历时性的看似隐入尘烟实则暴裂无声地苟活，而英雄人物和苍茫大地则是历史性地呼风唤雨一跃千年地生活。这种带着多少带着中世纪行将就木阶段骑士哀伤格调的说教当然与我们的时代语境并不相符，恰恰相反，不管是半个多世纪里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彼此不分的基本等式（“毛主席万岁” =“人民万岁”），还是今天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及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都在表明，俱往矣，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时间正以一种更具生命体温感和共同体意识的方式展现其窾坎镗鞳、訇然中开又温润敦厚、润心无声的一面。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有关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一个词叫“本世纪内”，事关今天可能并不为众人所知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走设想，那就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显然“本世纪内”就是二十世纪内，而这是一个弹性空间还比较大的时间跨度，不妨提前，不能退后。

等到党的“十一大”，本世纪内的表述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第一次抛出了“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课题，只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述，如何去“跨”。而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则第一次出现了“二十世纪末”的表述，从行文看，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工农业生产等各项指标和目标的具体罗列，更像是为了给“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是关键的十年”这样一个侧重点蓄势和张本。随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关于“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更是广为世人所知。

好了，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和谷先生这里所说的“世纪末的骄阳”，一定是四个现代化，而这四个现代化的行文起点，应该追诉到公元1899年2月第121期的《万国公报》，19世纪末的这期杂志上，在“老大”的东方古国读书人的阅读视野里第一次赫然出现了“英人马克思”五个大字。正因为这五个当时可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兴趣的大字，此后几年中一种全新的人类命运和世界前景的可能性才被彻底打开，更多的文字译介工作的存在的确是一个颇具铺垫性的时间在先的事实，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为基于逻辑在先的历史的思，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叙事的奥妙所在。靠读书和抄书，不管是读古书，译新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是读不出、抄不出一个新天地、新纪元、新时代的。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目不识丁的人口始终保持在80%，读书不如种地、上学不如当学徒，读书无用论普遍流行于民间社会，唯有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世纪末的骄阳，就是这样具有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星火初绽，经过延安文艺的催化助燃，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助燃，八九十年代的接续，前后相续、不断发展，一脉相承、辩证统一，迄今依然活泼泼、鲜亮亮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这里，请允许笔者再稍稍“大胆假设”一下，这里的“牲灵儿”，始终回荡着某种响鞭之声，那就是1965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上映的电影《青松岭》中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所唱，“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而这一点，又与和谷先生、路遥同志、雷抒雁同志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写的诗歌中的情绪和意象深深嵌合，从而成为一种精神风力的见证。人们经常讲大历史、长时段、宽视野，只有稍稍放开眼界，知所从来，方知所之。

这里，不得不提到和谷先生过往的五十年创作历程中至为重要的一位文学精神和文学技术引导者——柳青同志。

我们都知道，从1950年到1965年，新中国的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多部红色经典小说，其中孙犁的《风云初记》，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和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 》、刘流的《烈火金刚》，柳青的《创业史》，欧阳山的《三家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下卷），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浩然的《艳阳天》等，至今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学魅力、历史品格和精神力量。

去年七一前夕，为了庆祝建党百年，中国作协推出了一套《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据说这是在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对红色经典初版本进行影印出版，收录了60部红色经典。当然包括有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上述十多部典范之作。

1959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北京、沈阳各地有过多次印刷，而此后的最新印刷本，应该是是1965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本，现在能够找到的连环画版本是天津美术出版社1964年6月版的。理论上，这本书还有过至少10次印刷，因为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时明确地说，他们出的这一版是第11次印刷。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挪回一点。在1975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西湖边，专门借阅过《创业史》。

据2013年12月22日起公开发行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578页记载，1975年2月8日至4月13日，毛主席在杭州休养期间，为向身边工作人员讲 中外文学史，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和《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有北京大学一位知名学者写文章说，借阅《创业史》的时间是当年4月13号，这并不确切，因为这一天是从杭州返回北京的日子。后面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区间，并没有具体阅读内情的记载。笔者无意也没有能力去做更详尽的考证，但这件事情对于文学史特别是柳青《创业史》的研究是独具钩沉索隐之价值的。

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写法？横向上，可以不可以把1960年新中国的柳青和1936年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切尔、1830年法国的司汤达、1845年法国的大仲马对照阅读？可不可以在唐诗宋词的大背景下，重绘柳青的文脉源流和精神地图？完全可以大胆地问一句，为什么不是其他红色经典，不是“三红一创”中的那“三红”，而非得是这一“创”被选中？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时势的必然？是时事的万里烟云，还是文学的审美共情？柳青同志终其一生，是不是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独属于他的“阅读与欣赏”时间？更为现实的问法或许是，当一部1960年《创业史》摆在1975年新中国领袖的案头时，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继往开来的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的“时刻”或世纪的华丽门楣，即将开启？

无独有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点赞和推介柳青及其《创业史》，是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就在去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引用了柳青同志的两句话，“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这就启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有朋友统计说，在这篇七千多字的讲话中，提及了李白、茅盾、柳青、列夫·托尔斯泰四位古今中外的诗人、作家。如此表述可能并不完全准确，这篇讲话先后直接提及并引用其话语的诗人、作家，有毛泽东、茅盾、托尔斯泰、柳青、马克思和李白，除此之外，直接引用其话语并间接提到的诗人、作家，还有唐代韩愈的门生李汉、明代的洪应明、南朝的刘勰、唐代的李翱、晋代的陆机、清代的叶燮、汉代的王充、近现代的鲁迅。持定这份大名单，用古今中外、四面八方的解读法来重新挖掘柳青的价值坐标，或许会别具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价值。比如，1840年以来的鲁迅、茅盾和柳青，等等。

恰好，这样的知识背景和阅读视野、文学训练，也恰恰是和谷先生的亲身经历。也许正因此，神气相通的类似钩沉爬梳，和谷先生本人在《文学命途——柳青》（《延河》2021年2期）一文中已经作出了卓有深度的开示、突破和掘进，可堪欣慰的是，不管是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在去年推出的“新创业史”丛书征集，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刚刚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都在表明一种不自馁、不遗忘，接着写、向未来的态度，唯待后来人、更多人一起“给咱们农民写书”、书写咱们农民。

和谷先生另一位文学精神、文学技术上的引导者，应该李若冰同志。李同志的代表作《神泉日出》直到今天读来依然给人一种生机盎然、活络通达的体验，因为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浑融之美，即物又及心，所以，不同处境和心境的人，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可能的某种审美慰藉。

之后，我们再读和谷先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以及最近几年的《谷雨》《赵季平》《国风》都会有这种浑融的触感。甚至很多时候，可能散文、小说或报告文学体裁划分本身及其背后那些关于如何起承转合的教条，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平淡唯真的运笔生风，并非曾经沧海之后的万念归根，而是自然天成的心性使然，这是装不出来，某种程度上也“修”不出来的。恰如我们听大学者说话，看真大师文章，都是如话家常、娓娓道来。从白居易到赵树理、柳青，以及更多当代始终沐浴在延安文艺之光感中的写作者，自觉不自觉地都要追求这样一种明白如话和平淡自然。存心静若处子，用笔动若脱兔。这样说，当然不是说只有拼音文字系统的字母，或者表意文字中的单字，比如汉字，才是唯一真实而有意义的存在，附着其上缠绕其中的思想及价值皆是虚无。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都能够像赵树理、柳青一样，让大字不识的乡村老太太听懂了、会心了，获得审美愉悦了，那么，一个作家或文字工作者，也就足以让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不再是单纯社会身份和阶层流动的象征和踏蹬，成为普罗大众精神审美与美感触达的障碍，而是成为汉语言文字系统始终扎根大地、回报母亲的中介，成为中国文学和时代状况深度嵌入又彼此成就的工匠，成为饮食男女柴米油盐与都市飘零的营养。

五大向度的挚诚创变

与此同时，绝不停留或自足于自先秦民歌、盛唐元白新乐府到延安新文艺传统经典所达到的“以文化人”的水准之内，和谷先生五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创作，至少在五个向度上，实现了或实现着全新的进阶与创变。

其一，以古朴自然的书写，拆解主体性的僭越与谵妄。无法否认，现代化的凯歌高进，“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流亡之处已灯红酒绿”（舌头乐队：《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可是，精神生命足可诗意栖居的那个家园到底在哪里？“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万青乐队：《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那样一种恬淡悠远的生活情境，如何再版？和谷先生笔下陕北那个淳朴的女娃娃和他同样憨厚的老父亲，又将在哪一块山岗上若隐若现而后了无踪迹？实际上，笔者几乎可以肯定，和谷先生笔下自己少年时代所遇到的陕北大山里的放羊女子的形象，一定和沈从文笔下边城里的翠翠一样，是一个缥缈的理想化的人格形象，是多重精神意向的叠加聚合。是曾经的过去未去，更是可能的未来将来。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毫无遮拦地进入文学书写的脆弱芳草地，算法凌乱的大数据打翻了字斟句酌的田字格，我们太需要一种虔敬的文学态度，面对黄土大塬、面对玉米的欢歌，面对老母亲的一声声古音长调，来书写世道人心的骄阳似火。

其二，以面向事情本身的真挚，破解无限牵蔓引申的想象。传说仓颉造字成功的那个夜晚，雷声大作、鬼哭狼嚎，风急天高猿啸哀，天阴雨湿声啾啾，太过具有隐喻性的这一幕，逼真写下古人对于文字出世那一刻的惊恐、战栗与可怕的预见。后来的孔夫子在表述“文不在兹乎”的感喟时，眼前所具象闪现的，或许并非那依然斑驳的丝麻制品上比自己周游列国的道路远为平滑的纹路，而是削删春秋之时，那一笔一划下的雷霆万钧、予取予夺、生生杀伐。而这一点，在庄子看来多少有些过于单向和凝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与其说在讲述大小多少、因何作文的鸡汤哲学，毋宁说是在呼唤一程从“小说”通往“大达”的曲径通幽。

于此，晚唐书法家，有个叫柳公权的铜川耀州人，就处理得很好。笼统地讲，小并不小，“瓜李之嫌，何以户晓？”，九个字——“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直白地说，则是“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旧唐书·柳公权传》）和谷先生在《柳公权》一书中，给“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所作出的解答，独具一格，从纯粹的其本人有深切运笔体验的角度出发，认为无非说出的是一个书法训练的基础问题，而且很具有现象学那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论色彩。笔者理解，作者未尝不是没有看到有关史料，而是有意要做这样一种“纯学术”的解读，就是要给文学艺术打造出一个尽可能宽裕的解释维度和腾挪空间。这一点，在今天依然独具现实价值。为文用笔，纯而又纯或是索隐过度，都是问题，而后者所造成的问题更大，曾经大路朝天的红学，不就因为无边无涯的牵蔓和引申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门名副其实的三体学、新玄学了吗？

其三，以感性的直观抵达人性的本真，中和表层化的精致型书写。大潮涌动，身处在一个曾经有过光荣工业历史时期的城市，我们或许已经能够感触得到，马克思当初所看到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不管是在西安东郊的各大工厂区以及闻名遐迩的纺织城，还是铜川这样的工业重镇，这种感触会更加强烈。至于说人们会不会还像马克思在1844年所描绘的那样，“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答案似乎应该更乐观一些，21世纪第三个十年期的我们，历经百年甘苦，总会比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人要“聪明”很多。这一点，从柳青同志与农民们一起在麦场上、田野里吸着旱烟袋聊着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圆融场景中，可以看得出来；从路遥同志与煤矿工人们坐在井口抽烟聊天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来。也能够从那些亲历了旧社会黑砖窑的矿工们用满腔血泪，吼出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中听得出来。自然的，跟能够从和谷先生围绕铜川矿务局的有关文章和专著中读得出来。

但笔者依然倍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业题材作品，不管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显得并不那么显眼、抢眼。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确实曾经购买过一本最近还比较热门，并且口碑相当了得的关于西安军工变迁的长篇小说，惭愧，那种始终浸淫在领导干部权利得失层面的叙事风格，以及套着某些文件定论的调子凑拢戏份的情节推动，着实让笔者这样的“平庸之辈”难以共情，从而也就不太能够看得到当巨大的厂房或者仓库以及苏式风格的住宅楼轰然倒塌、灰飞烟灭之际，那种表现在每一个普通老工人身上无声而惨烈的怆痛，了无痕迹，更多的开基立业者 “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如博尔赫斯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所写真的，“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但是有一点还是必须肯定，这样的书写本身是必要而有意义的，是文学对当代生活和眼跟前的沧海桑田应有的本能反响。而如此书写的向度探索，在《铁市长》一书中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事实上，一个基本的大逻辑，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南沿海重新开启了资金和技术引进的工业化飞跃，而大西北城市功能定位从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端倪初现，发力于“古色古香”实则是产业升级和民生转向在文学建构上的一个自然反应。而从数万市民群众参与修建兴庆公园到几乎同等数量民众参与西安城墙及护城河体系重建，那样万人欢聚的工业大场景几乎就此唱响了“难忘今宵”。个中况味和历史遗响，直到今天依然值得在重读《铁市长》的时候深深品味。这也再次证明和谷先生在关于柳青同志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个基本观点，历史之河从来都没有断流过。正是五十年代的倒影刻写在八十年代的波心。当然，关于全新的工业化特别是建筑业摧枯拉朽的进程更多的展开，或许会在和谷先生另一本即将推出的关于七年海南生活的新小说中得到呈现。尽管今天的海南致力于现代服务业和消费场景的打造，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南，无疑是要有一段资本不断增密的初期工业化历程，这方面，和谷先生是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有尽情书写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四，以扎根在地的秦腔吟唱，来拮抗围猎乡土的隐形书写。更为严峻的挑战，则是一方面是当代城市的自我表达系统存在着太多的纠结与缠绕。一方面，不断地声称、标榜，每个人所处的每一处城市，其身份是新的，是大的，是中心的，是现代化的，是国际化的，想方设法通过各类媒介，试图以洋面孔、以洋名字、以白屋顶、西服领带和高楼大厦、灯火璀璨、红男绿女来彰显城市的时尚、现代、青春和全球化，生怕露出自己的古旧与土气来；另外一方面表现在文学形态上，不管是纯文学的期刊还是报纸副刊以及网络纯文学公号等，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类型的都市“怀乡病”。所谓新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一大批生活在灯红酒绿、空调房里的文艺中青年聊以暂时摆脱或暂时忘却“内卷”而选择的一个躺平策略，说是回忆文学可能都有抬高之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另类的回避现实的想象文本或玄幻文学，甚至不乏“二舅”这样带着浓重精英文化消遣和俯视特质的小资文本。却很少涉及到就活生生打拼在都市街巷、棚户区和留守在乡村大地的普通农民的真实生活。那个看上去美不胜收或是无限哀愁的乡下，不排除有一小部分是从对于《创业史》《艳阳天》到《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的吃力模仿或反向构拟而来，更大多数的，恐怕是在抄袭《乡村爱情》《马向阳下乡记》《山海情》等经过加糅处理的镜头感，或是追随《小时代》为代表的那种不见一个泥腿子的都市题材影视剧的纯粹感。即便是一些地方不断重复的城市宣传语，实际上也是某种颇具农业时代文化遗迹瞻仰与招揽意味的“社交”辞令，因为更多的游客去消费打卡的内容，并不符合教科书定义的那个古籍，而是如假包换的当代人造景观，更准确地说就是成年人玩“不想不想长大”的儿童游戏。我们似乎再也太多闲情逸致去重温真纯的乡愁，比如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兰亭修禊，山川临眺，泛舟江上，中流击水，田野歌咏的逍遥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谷先生一系列乡土题材文学作品的出席和在场，才是重要而醒目的。从《秋声》到《谷雨》，从《春归库布齐》到《寻找雷锋的蕉萍》等一系列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可以印证时代履痕，特别是当代生活实景描写。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固然与讲求真实度和时效感的媒体文学，包括通讯文学、报告文学、副刊文学所独有的活力向度本性使然有关，但更多的依然与创作者的心性品格和文学追求紧密相关。“听书看戏劝人方”，乡土民间社会对于文学艺术的认知，是包括评书、秦腔、民歌、社火等等综合性文艺形态的，不是纸上的子曰诗云、炫技的琴棋书画，能否对民歌民俗民风民间文学保持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敬仰，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发心纯正的基本前提。于此之际，观察和谷先生所主编的《孟姜女故里丛书》，会对此更有觉解。从学术的知识考古的角度去认证孟姜女传说的真实度，其实是一种基于西方科学主义的测量法或试剂法，并非没有意义，只是这里所显影的无非是文学真实的一类，而不可以历史真实的卡尺来框套。令笔者印象深刻甚至颇为感动的，是和谷先生与老农民老同学石民全的诗歌唱和，以及为其诗集《农夫的诗》所写的评述。这种互动关系，又是前辈作家与王老九等农民诗人平等对话交流之历史画面的接续演绎。同时要着重强调的是，和谷先生的“回老家种苞谷”，组织孟姜女文化研究，创编孟姜女舞剧，不仅是在活跃乡村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乡土面貌，要更动乡村经济乃至于治理生态，是直接的参与共富进程，而不是从旁观察记录甚至利用性地窥测和消费或消遣乡村生活。

其五，以古今中外的整体观照，来实现生生不息的美美与共。“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两千多年封建王朝，这三个足可标举一时之文采风流的时代，有两个，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无可比拟的印迹。人们熟知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出现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的春天，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刚刚爆发不久，唐玄宗的身体还很硬朗，只是已身在别处听潮声。盛唐从来都是一种气象，而不是一个段落。

正如和谷先生的一本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唐朝”，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背影”了。然而这个背影，却如同幽灵一样，始终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告别不了，更亲近不得、把捉不住，这才是最让人感到煎熬又心痛的地方。比如在大唐王朝的通化门，既是皇帝和百官为大臣践行、送公主出嫁、举办大型庆典的所在地，也是一处客流和物流的中转站，专门有供车工休息的长店，而今天我们在通化门地铁口听见“澄县，澄县差一位”的短途运输叫客之声，看到成群结队的快递员，真是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同样的，回望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也就是公元592年，京辅三河，也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地区，因为百姓受田不足、民生受困，而隋文帝派大臣到各地去“均田”而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长安和京辅三河地区“功臣之地”及世袭贵族之地名目之繁多令人瞠目结舌，如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以及作为官员部分俸禄的职田以及官府公用的公廨田等，而留给百姓的受田当然少之又少、捉襟见肘。再翻看和谷先生在《徐山林》一书中有关处理水库建设与农民土地之复杂关联的情节，会更有破壁而出的了解之同情。从几千年的因袭中走出，是需要一番又一番、一代又一代的撞破铁屋、筚路蓝缕的。卓越的作家在笔端含情并不难，每个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们似乎都难免情动于中、嗟叹咏歌，而能够以诗情和私情而同情和共情，催人振奋，使人向上向好向善向未来，则殊为不易。

时代的节律惊涛拍岸，文学的钟摆江洋翻覆。飞机飞过天空，在灵动的潺潺缓缓中绽放文学的情思，大地苍茫如新，在对于欧风美雨西洋景的“反刍”中，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在现实主义的底色和浪漫主义的格调之间，葆有一番童真之念、一颗赤子之心。和谷先生五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恰是立足中国大地、向着天下苍生的向心而歌。当斯蒂芬·霍金在《大设计》一书中提出“哲学已死”的时候，他想强调的无非是一种学科的自信，“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步伐。”顺应西方文化消费需求的哲学工作者所谓历史的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随着世纪末一场过早而错误的狂欢而先后烟消云散、成为笑谈。文化本身是体用不二的，“中体西用”如果不是一种营销策略，那就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自信百花园里，新时代的精神面向始终奔涌。巍巍秦岭，悠悠终南，关中民俗博物馆是青山绿水中一处极为厚重神秘而亲切如斯的存在，中央水塔之下的文化宝库，与国家版本观西安分馆文济阁一样，都堪称中华文化的基因库，使其古今交融、美美与共的文化文化辐射力、润适度能够福泽更多国人、造福后来人，既是《诗经·国风》中民族情感的隔空响应，更是新时代文艺使命的自觉践行。那么，借着此次和谷先生的《国风》修订再版，让这场新中国文化赓续创生之猎猎劲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人生七十古正当年，向心而歌五十载，为民书写更芳华。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明天会更好，而正好的，一定是此刻，是当下。“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让我们一起珍惜拥有、祝福万有、期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