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司改在矛盾中推进，法治在冲突下前行
文/丁海洋律师，专于刑辩，执业于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13910977037，版权作品，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题记：“认识到不同角色法律人之间存在冲突的必然性，有利于各方在面对冲突时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在尊重程序的前提下，解决冲突问题。面对这种冲突，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媒体也不宜大肆渲染。矛盾冲突，才是推动法治建设的根本动力。”
据财新网报道，2016年6月3日上午10：30左右，广西律师吴良述到广西南宁青秀区法院立案未果，却在该院信访室内遭多名法警殴打，裤子被扯破，手机摔坏。6月4日商建刚法官在其微博上发表看法，随后被梅春来为代表的诸多律师言辞激烈反驳。至此，一起以因“立案难”为背景的法院与律师的冲突在互联网上发酵成“撕裤事件”。连篇累牍的批判法院的文章不绝于网络，骂当事律师搞行为艺术的文章也不少。孰是孰非，我不是当事人，只有静待调查结果。
我不想批判谁、立挺谁，分析问题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和常识上来。透过“撕裤事件”，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一、立案不出具材料收据，没有争论对错的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案。”根据上述规定，法院接受材料不出具书面凭证是错误的，这一点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绝大多数法院立案窗口是会主动出具接受材料清单的。就连诉讼过程中补充提交的材料，法院也有专门的窗口接受，并出具书面凭证。之所以强调“绝大多数”，就意味着还有例外，而且就绝对数量来说，这种例外现象的总量加起来还不算少。
二、打律师，没有争论对错的空间。
“撕裤事件”发生当日，我第一时间在微信群里看到吴律师的撕裤照片，随后法官说吴律师“不改行做演员太可惜了”，作为法律人，我心理是在是不舒服。律师是否作秀？法警是否打人？至少事后青秀区法院情况通报中，没有回避吴良述裤子被法警扯破这个基本事实，比较奇葩的说辞是“裤线”不结实和提供新裤子却没有更换。实际上，从吴律师事后照片看，裤子的断面并未完全沿着裤线撕开。
吴律师是否录音录像，法警是否可以使用暴力？有观点认为，法院本身就是暴力机关，不是你随便录音录像的地方。容我揣度一下，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来，我们暴力机关当然可以使用暴力。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要认识到，在法治社会，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系统，必须依法使用暴力，而不能凭自己的意志随意使用施暴，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不要认为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就不会滥用暴力，《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国家机关可能滥用权力，造成侵权。
最高法院的规定不能成为法警使用暴力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庭审过程中，未经允许，不准录音、录像。也就是说，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法庭以外的空间范围，并未禁止录音录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申诉信访秩序的意见》【法（2014）347号】第七条规定：“未经允许拍照、录音、录像的，司法警察应予以制止，删除拍录内容”。第十五条规定：“诉讼服务中心秩序的维护，适用本意见”。有观点认为，这是法警使用暴力强制检查的依据。首先，该文件是“庐州判官”公众号贴出来的，这份文件在公共互联网上并未检索到，不知道是否属于国家涉密文件范畴？如果根据一份涉密文件来规范庭审以外的事项，显然于法无据。其次，即便这份文件是公开的，是否就可以以此约束诉讼当事人，禁止其录音录像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最高法院的工作文件显然是违反《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精神，是自行对法律做了扩大解释，是在造法，有违宪之嫌。在人民法院的空间范围内，如果发生违法、犯罪事实，不允许当事人拍照、录音录像取证，仅仅要求当事人事后通过合法途径申诉，那无凭无据如何申诉呢？这就像要求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刑讯逼供的证据一样荒唐可笑，他怎么提供？当然，可以要求受理申诉的部门调取监控录像，可是在当下，录音录像一到关键时刻就出现技术故障，万一被遇上了，岂不是诬告陷害？请不要指责我等无端猜测，法律人都知道公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
从大的政治环境来说，禁止诉讼当事人记录有关司法人员涉嫌违法的情况，显然与司法公开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相信有一天，司法走向公开、透明，自然也就没人闲的蛋疼扛着摄像机去法院了。
三、“立案难”仍未根本破解。
“撕裤事件”事发“立案难”，谈起立案难，每一位律师都一肚子苦水。法院案多人少是重要原因，“内部传达”也是拦路虎。
实际上，在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以前，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存在“立案难”的问题。“立案难”往往发生在年中、年末结案考核之前，以及一些敏感案件。在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以后，这些问题是否依然存在呢？征地、拆迁案件，集团诉讼案件，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一点，相信法官们也无力反驳吧！没有书面文件的“内部传达”现象彻底消失了吗？地方首长的干预也并未绝迹吧！笔者就曾遇到过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合同签订地、履行地都在A区，合同约定由A区法院管辖；但实际上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历史遗留问题，房屋登记在B区房管部门。这个案子就在B区法院和A区法院之间踢皮球。还有一次，一个离婚案件，法院要求有明确的被告，拿结婚证也不可以，法院的解释是离婚证只能证明婚姻关系，不能证明被告的真实身份，要求原告到派出所开被告的户籍证明，而派出所则称，户籍证明只有本人来才能给开，就这样踢来踢去，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问题。至于行政案件、再审申诉案件，就更不用提了。
四、法治，在矛盾冲突中前行。
每当有律师与法官、律师与公安发生冲突，就会有人重申法律共同体的概念。似乎我们建成了法律共同体，公检法律之间的关系就和谐了。总结人类历史，法律共同体内部的和谐统一，那是痴人说梦。以法治国家著称的美国，应该是法律共同体建设的典范，但一些具体案件，仍然是公检法律各方博弈的结果。看看德萧维茨写的《最好的辩护》，很多案件他都是运用各种手段与法官博弈，其目的是影响或者纠正法官的判断。而美国的法官，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基于公共利益作出违背当局意志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难道不存在博弈吗？米兰达规则，就是法律人博弈的结果，而且这种博弈的结果对法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不要认为法律共同体就不存在对立。恰恰应该认识到，公检法律“铁板一块”那对任何当事人来讲都是灾难。
所谓法律共同体，不是要求法律人在所有问题上想法和行动都一致，恰恰是在尊重程序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并为此不懈努力。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法律人，在个案上的冲突、对法律的不同解读，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同角色法律人之间的对抗本应是常识。马克思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没有矛盾的事务，就不会向前发展，我们大刀阔斧的进行司法改革，正是因为我们的司法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承认问题的存在，改革就成了无的放矢。“立案难”、“辩护难”这些都是改革的对象。
认识到不同角色法律人之间存在冲突的必然性，有利于各方在面对冲突时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在尊重程序的前提下，解决冲突问题。面对这种冲突，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媒体也不宜大肆渲染。
破了裤子，希望以后立案也不会难了，打破陋习，才会重生，这本身就是司改的阵痛。
而矛盾冲突，才是推动法治建设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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