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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往哪里去? | 博雅笔记

黎宇琳 共益资本论
2024-08-24

“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笔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博雅笔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观点不代表机构的立场。



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一位企业家提问:究竟什么是“公益”?为什么我办企业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就不能算“公益”?
这样的质问,可算是公益事业当下所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公益,甚至很多人的职业就是做公益,但当有人问到究竟什么是“公益”,这依然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给提问者讲关于公益的源起,或者说一些学理上的标准答案,比如说根据“三大部门”的理论,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就属于公益。
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让人满意,如果一个人在了解了很多社会现实与公益项目之后,依然在追问,究竟什么是“公益”?他肯定对公益有很具体的困惑,也许他想问的是“公益未来要往哪里去”,也许他想问的是“公益要如何回应那些困扰我们所有人的社会问题”
就好比一个人在打了所有的该打疫苗,结果还是阳了,高烧不退几天下不了床,这个时候他问所谓的专业人士:疫苗究竟管什么用?你想,什么样的答案会让他觉得满意?
人们对公益也有同样的疑惑
究竟什么是公益?公益可以派什么用场?哦,据说公益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那它是不是只能用来解决一些特别小的问题?比如有人还吃不饱饭,我们就把饭给他送过去;有人还上不起学,我们就捐点钱让他上学——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样做就够了吗?问题就解决了吗?那些幸运地得到救济的人,是不是依然处于随时需要别人救济的状态呢?
公益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但经历了2022年,大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所谓时代一粒灰,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种复杂的、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又应该怎么办呢?公益有没有可能回应那些真正困扰我们的问题呢?
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说,不要想那么多,公益就是解决些小问题的,或者说,公益就是个安慰剂,给人们提供个献爱心的途径,让人在巨大的无力感中找到一丝慰藉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人想让公益产生一些真正的影响力,真的想去回应那些困扰所有人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做?公益界有两种思潮:一是马上行动;二是诊断问题。
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CDR-China Donor Roundtable)的联合创始人何进认为,公益人应该像一个医生那样,先对社会对问题进行诊断,再开药方,如果没有现成的药方,那就去研发新的药方。在他看来,做公益,对社会问题的诊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诊断错了,开出药方不仅无益,甚至可能有害。

何进

何进对公益项目应该如何回应社会问题,有一套很完整的想法,这套想法后来影响了不少资助型基金会,今天我们来聊聊何进的公益方法论,看从他那儿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困的灵感。
何进是一位很特别的公益人。最近几年公益界很流行“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但要说公益的职业经理人,何进大概算是中国公益行业第一代的职业经理人,他在2001年加入福特基金会,至2016年从福特退休,在此期间,经他手拨出的资助款据说超过4000万美元。
这里需要补充一些背景,对中国公益发展史有了解的朋友也许会知道,在2008年以前,甚至在2011年以前,就是在所谓的“断洋奶”之前,国际NGO在中国公益界是占主导地位的,福特基金会就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特别运营许可的国际NGO。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NGO为中国带来了一套叫做“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会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怎么做公益。什么叫“参与式发展”呢?参与式发展强调对弱势群体赋权、平等参与和提高发展干预效率。简单来说,就是资方不能高高在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也要注重效率,不能只干些自我感动的事情。
以上,是为让大家对何进的公益方法论所诞生的背景有一个大致了解,下面我们来具体聊聊这套方法论的独特之处。
说起来也巧,我与这套方法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写项目申请书的时候。我最近试着向一个基金会申请一笔资金,他们就给了我一个项目申请书的模版,我本来想着,这个简单,文本工作我在行,但我写的时候,发觉没那么容易。这个申请书的模板引导我回答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背后似乎有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要逼着我去想清楚一些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想清楚了,但实际上还不太清楚的问题。后来我忍不住就问,你们这套东西哪来的?他们回答我,是受何进的启发设计出来的。
我简单列举几个“何进式”的问题:
1、 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2、 谁的问题?
3、 这个问题的形态和特征是什么
4、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5、 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社会后果?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这些问题一环扣一环,你想要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就必须作通盘考虑,把所有问题都想通;而要通盘考虑,又必须一个个地考虑问题,这是一个闭环的系统。
你要解决某个问题吗?这是谁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呢,还是一个特定群体的问题,还是好几个群体的问题,不能含糊。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还不够,还要追问你这个问题的成因和后果,这不能泛泛而谈,因为下面要提出的解决方案,必须对应前面的问题分析。
听上去有点难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它还要求项目申请人制定明确的目标,既要有短期目标,也要有长期目标。而在目标确定之后,要配套相应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用于评估一个项目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先前制定的目标。
从问题界定,到目标确立,再到指标制定,所有逻辑链条都指向一个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有人说,不就是做公益吗?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何进认为,中国公益行业影响力弱,源于公益组织不强、项目效果不佳,而效果不佳的原因则是因为公益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有偏差,乃至于选用了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方法。所以,他认为得从“发现问题”的环节下手,才能改变当前的局面。他的方法论建立在两个支点上:一、精准发现问题;二、有效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这套方法提出一些质疑,比如,要把深入分析社会问题作为公益的前提,这样搞法,做公益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我们也不该忽略,很多公益人是实战派,做事很多时候凭借经验和直觉,并不擅长用条分缕析的逻辑语言来回答问题。
同时,这套方法也需要人们有一定的社会学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社会”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或者没有意识到“社会”是有别于政治体制与经济活动的存在,他很难按这样的逻辑去思考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质疑这套方法似乎带着某种工业流水线设计的痕迹,追求确定性,注重调研分析,并寄望于一套事先制定的指标能引领人们一点点解决问题。但在互联网时代,世界变化得太快了,就像那个著名的宣言所说的,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我等凡人又怎能洞悉天机,提前预知事态的发展?
但细想一下,也有可能上述的质疑都无非借口,用于掩饰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一筹莫展的窘迫,诚然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但如果我们设计的公益项目也是不确定的,对问题的界定是不清晰的,事后是无法评价的,对能否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负责任的,那我们怎么去筹资呢?怎么说服更多的人参与呢?
我们显然需要在志同道合者之间寻求共识,既要寻求共识,就得有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行动计划,除非我们期待有一个先知般的教主带领我们,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否则,在一个行动计划里,显然要有一些确定的要素,比如,要解决什么问题、追求一个什么目标、怎么评价是否达到了某个目标等等——这并不是用来确保问题必定会得到解决的,这是用来凝聚共识,团结更多的人的。
如果带着寻求共识的需求,再回头看何进的公益方法论,会发现他确实提供了一个成体系的框架
在“发现问题”的环节,他提出用“状、症、因、源”的方法拆解一个社会问题的不同层次。
所谓“状”,是指某个社会问题面上的、人人都看得到的情况,以适龄儿童失学为例,“状”就是该上学的小孩不在学校;那不在学校是啥情况呢?有上不起、去不了、不想去等几种情况,这些失学的具体情况就是“症”;那又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这就是“因”;为什么又有这些“因”呢?那就是“源”。
给一个社会问题分层,层层深入,直至追溯到它的根源去。
可能也有人问,分这么细有必要吗?何进认为如果我们真心想解决问题,把问题的各个层面分析清楚非常必要,所谓“分细才能精准,精准才能有效。”
分析完问题原因,是不是就可以着手解决问题了呢?还不行。分析问题,叫做“知彼”,何进还强调要“知己”。就是说你别没搞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就想去解决一个你完全搞不定的大问题。
他建议公益人可以从三个方面评估自己,分别是“愿望”、“资源”和“条件”,他认为,只有“愿望”、“资源”和“条件”这三个方面同时都满足,才是能做到的。

在知己知彼之后,终于可以开始解决问题了,何进用射击打靶做比喻,强调要“三点一线”,把“问题”、“目标”、“指标”作统一考量。
这里特别说说“指标”。在现实的世界里,指标往往是资方特别喜欢,而干活的人特别讨厌的。这很好理解,对于资方来说,没有指标,我咋知道我的钱是不是花出了效果呢?但干活的人会觉得很不公平,要干的活事先是确认过的,我也确实付出了劳动,为什么还会有指标这种东西,用以否定我们的劳动成果?一旦不达标,资方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无能”的帽子扣在我们头上,似乎资方总是对的,而所有的错都是执行方的错。这根本就是一种剥削。
何进为资助方和执行方之间的张力找了一个不错的平衡。他认为资助方应当扮演支持者的角色,而把执行方树立为主角。这跟国内公益界目前两个主流观点都不一样,媒体和公众一般认为,公益项目应该完全以弱势群体(受益者)的需求为主,而企业出身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应该是资方说了算。
何进主张在具体做事时以执行方为主,因为他觉得只有执行方是最了解情况的,而且事情也是要靠执行方去干的,执行方如果不是主角,只当一个工具人,他就没有动力,就不会真的花心思去研究社会问题要怎么解决,而会花大量的时间琢磨如何满足资方的诉求
其次,何进认为指标还是要有的,没指标就没办法“保共识,定基线”,但指标可以由执行方来定。你不是觉得资方制定的指标不合理吗,行,那你来定。当然,得按大家都认同规则来定,定的指标要跟前面的问题、目标对应得上。
如果项目执行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指标定得不合理怎么办?没事,协商之后也可以改,只要有助于问题解决就行。
我们可以看到,在何进的框架里,一以贯之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好比我们去医院看病,核心任务是治病,至于找哪个医生、用什么药都不重要,医生不行就换医生,这种药没有效果就换一种药。
但问题又来了:中国的社会问题那么复杂,既深且广,有效的药方岂是那么容易开得出的?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何进的“十五字方针”:
原则:实事求是
方法:参与式
标准:创新、可持续、宜推广
在何进看来,这十五字方针可用于检验“药方”的有效性,并提高公益项目的效率。这就是书,这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不仅可以用于衡量执行方的成效,也可用于校准资方的决策。
当然,这是何进的一家之言,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参与式”的理念,也不是个个公益人都认为创新是必要的。
但最近几年,这“十五个字方针”在公益界流行开来。两个公益人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会问,你知道何老师那十五字方针吗?如果知道,那就可以节省许多沟通成本。
如果资助方知道而执行方不知道,执行方有时要吃亏。比如,一个资助者跟一个过来申请资金的人聊着聊着,突然说了句:“你得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吐槽,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质问。因为“实事求是”是这一套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互信的基础,对方提出“实事求是”的问题,等同于直接质疑另一方的诚信了。
这“十五字方针”里,专业主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隐约包含着一种体制的期待。比如“宜推广”的三个字,这意味着,新药方研发出来,是要推而广之的,而在中国,谁有这种推而广之的决策权呢?当然就是政府。
结语
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无疑是极端复杂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公益人调动各种已知的知识,并开展种种社会实验。
在设计公益路径的过程中,有人注重动员群众,从社区做起;有人强调企业家精神,把公益视为一个创业项目;也有人资助试点,探索新模式,并期待日后能得到上位者的采信与推广……种种的路径探索,在今日的中国低调而缜密地展开,很难说哪个流派的做法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也有可能他们的探索都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下徒劳无功,但这些反思的本身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实践也会在社会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
比如,也许一个未来的公益学者在翻看资料的时候会留意到,哦,当年一个叫何进的人其实提醒过公益人,不要只是埋头做事,要回过头来,重新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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