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特别实用主义的民族，什么东西都喜欢问：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在价值判断上，我们也喜欢用成败论英雄，或者更直接点，用规模大小、钱多钱少论英雄。我也习惯这样。比如，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机构，我总是忍不住要问：“你们机构有多少人？”如果与对方再熟一点，我会再问一句：“你们机构一年的流水有多少？”问到以后，就觉得自己似乎某个机构的水平有所了解了。这种简单粗暴的认知框架，用来理解商业也许错得并不太多，但用来理解公益则是完全不靠谱的。过往的历史与近期大病筹款领域的爆雷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不得不思考，我们这些年明明发展得很快，规模也做到了很大，甚至技术手段都遥遥领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有很多，公益伦理的长期缺位肯定是其中之一。又是一年9月。自2016首个中华慈善日以来，9月就成了国内公益慈善行业的“618”时刻，一线机构、基金会、互联网平台都会在此节点集中发力，无论是筹款，还是提升影响力，对于许多机构来说，9月是一年里最重要的时机。与此同时，9月也是一年当中，筹款需要与公益伦理发生冲突最频繁的时期，当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当事人应当如何抉择？怎样平衡？新一期的共益论沙龙，我们请到了贾西津老师，我拟了10个关于公益伦理的问题，请贾老师来深入聊一聊：1、公益伦理从哪里来？其中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2、为什么需要有公益伦理？没有伦理自觉的公益事业会出现什么问题？3、伦理与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伦理为什么更强调“自律”，而非强制？4、公益伦理包括哪些方面？当筹款需要与伦理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平衡？5、公益伦理的底线是什么？哪些做法是不可以被接受的？6、公益伦理是某种形式的道德绑架吗？公益伦理与道德绑架的区别在哪里？7、对于不认同公益伦理的合作方，应当怎么办？8、怎样看待一些明显违反公益伦理，却又在某些领域长期存在的现象？9、提倡伦理自律，当务之急是什么？10、伦理规范一般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社会共识，但公益慈善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如何从无到有，形成共识？对本期话题感兴趣的伙伴，欢迎点击下方链接直接预约：如果时间实在不凑巧，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留意我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的播客，我们届时将上传当天沙龙音频的剪辑版。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抢配捐”成为历史：腾讯99新规“行业激励”向中小机构倾斜腾讯配捐演变史：只靠算法，还不够腾讯99公益日新规解读：反摊派，反套捐，联结各方整治筹款乱象

自媒体“贞观”《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一文引发巨大争议，数家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指出事件真实存在，但贞观文章几处关键细节与事实不符：第一，女孩的学历：陈某某并非毕业于北京的211名校，其第一学历为专科，后来通过专升本考上北方工业大学。第二，考公面试，并非多次取得家乡省份事业单位笔试第一的成绩，笔试最好的排名为报考岗位的第25名。第三，女孩的家庭情况，没有文章里描述的那么困难。抛开事实和细节，单看行文与情节，贞观一文是一篇出色的短篇悬疑小说，其情节之曲折，和紫金陈的小说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批判现实的层面犹有过之。但这篇文章不属于新闻报道，将其当作新闻报道来讨论是不合适的。我的意思是，用新闻报道中严格的事实核查来质疑贞观发文的正当性，并指这是“刻意引导群众质疑社会黑暗”、“吃人血馒头，其心可诛”是没有道理的。如完整读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一文就知道，文章从头到尾，就房东一个人的自述，在这样的自述里，道听途说、对事实的猜测乃至于想象与臆断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个人对于自身经历的叙述，如要严格核查事实才有权利发表，那绝大多数人都将失去发表自身经历的权利。当然，也正因为个人自述有种种缺憾，机构媒体入场做事实核查是恰当的，也是必要的。这样一个“自媒体发文引发关注——机构媒体入场核查事实——事件相关方做出行动”的响应模式曾在多个重要的议题上引发了建设性的公共对话。但此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机构媒体入场带来的不是愈加巩固的共识，而是舆论的分裂与对峙。正如自媒体“旧闻评论”所指出：这些信息的总成基本上动摇了“贞观”那边爆火文章的基调，这一基调由这些构成：一名失业无着的大龄女性，一名在考公潮流中的失败者、一名被原生家庭压榨的可怜女孩，一名在逼仄的社会中屡战屡败的弃儿，一名孤独死去的零余者……“贞观”建构的悲情故事面临瓦解。而这些记者却因求实的职业活动遭到前同行的诟病。随着“贞观”的微信公众号被禁言，传媒圈里对“贞观”的同情与对求实记者的怒气愈发高涨，“撕裂了在职记者与退役业者的关系。”撕裂的关键不在于事实核查的本身，而在于在事实核查过程中对原有“问题意识”的偏离（或者说是暂时的偏离）。贞观一文，尽管在事实的细节层面有诸多瑕疵，但其问题意识极为清晰，即关注考公失败者的困境，这一问题意识引发了公众乃至传媒圈广泛的认同。如果机构媒体的事实核查止步于仅仅挑出了贞观一文的细节错漏，而非更为深入的挖掘、剖析考公失败者的困境，这当然会招致公众乃至传媒同行（尤其是退役媒体人）的不满。贞观一文中的考公女孩诚然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她身前是一个平凡的考公人，死后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足以供人当做匕首扔向现行秩序的悲情故事，但她，以及与她一样匍匐在考公长路上的年轻人的困境与彷徨是真实的。也正如一位网友所指出：这个女孩为啥要考公？因为她想活得体面，活得轻松，老了以后有保障。一个普通女孩只有进体制内才能实现。考公女孩只是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已。她生前的困境和彷徨没人知道，她死了才上了新闻。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和考公女孩一样的困境和彷徨，有人理解吗？……死者长已矣，生者的困境才真正需要关注。这样悲剧才不会再次上演。考公的年轻人究竟遭遇怎样的困境？抛开幸存者偏差，考公的收益与其所付出的代价真的匹配吗？考公大潮的背后，是传统观念使然，还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除了考公，是否有更好的出路，这些出路的困难与挑战是什么？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才让越来越多人绝望地挤向考公的独木桥？最后，这个问题有解吗？如果有解，应当怎么办？如果无解，如何管理冲突？新闻应当回答这些问题。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解困式报道指南》新鲜出炉：新闻人如何推动世界向前？“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申报长期开启，寻找志同道合的你

本文为“2024微光计划”发表作品，作者是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四期成员。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关注自闭症群体的报道比以往多了不少，也许并非是这个社会问题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今人比以往更关心一些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群体，而关注的角度也比以往更深入。本文聚焦大龄自闭症群体的就业问题，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困”的问题。文中有许多朴实而真切的描写，让人可从中了解大龄自闭症群体的困境，比如这句：“他们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还有‘工作’这一项选择。”文字｜孙厚铭

谈及今年的“99规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琼提出，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要回到“善意”的初心，让“善意”的理念牵引公益慈善行业的每个参与者。谢琼同时提出了“发光体”的概念，她认为，99规则的调整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光体”能够更好地释放善意提供了航道航标。（本文根据谢琼教授谈话整理，经本人审阅）谢琼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在今年腾讯99新规出来之前，很多人都在猜测，今年还会不会有99，或者说99还有没有配捐？这样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可能性。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腾讯继续办99，而99依然有配捐，这种“不变”，是一个动态、反复博弈的结果。叔本华曾说过，唯有变才是不变的。腾讯99新规当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今年在保留了原有的基本形式之余，资金分配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常态化的支持，而非一种运动式筹款的催化剂；预算达两个亿的“行业激励”颇受关注，设置的5个类型13个激励点引发了不少讨论；注重捐赠人服务和资源往中小型机构倾斜的趋势比较明显，这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有简要的分析。但是，今年腾讯99规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5个类型13个激励点有什么讲究？这一系列的规则设计会给互联网筹款的格局带来什么变化？这是我们新一期共益论沙龙希望探讨的话题：对本期话题感兴趣的伙伴，欢迎点击下方链接直接预约：如果时间实在不凑巧，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留意我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的播客，我们届时将上传当天沙龙音频的剪辑版。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抢配捐”成为历史：腾讯99新规“行业激励”向中小机构倾斜腾讯配捐演变史：只靠算法，还不够腾讯99公益日新规解读：反摊派，反套捐，联结各方整治筹款乱象

“99抢配捐”或将成为历史。今年腾讯99新规最大的改变是资金的分配方式。在过去9年里，腾讯公益每一年都会拿出大量资金用于9月7-9日的限时“配捐”，但在今年，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4亿元），腾讯公益用于常态化支持公益行业的资金比例大幅上升，预算达3.5亿元，占总资金池的87.5%，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是25%。腾讯公益将更多的资金分配权，交给了平台上的长期捐赠人，让他们来决定高达一个亿的“专属配捐”具体应该捐给哪些公益项目。按照今年的新规，“腾讯公益平台长期捐赠人”在9月5日至12月31日期间，进入腾讯公益即可自动获得一笔随机金额的“专属配捐”，而他们只需在12月31日前完成一笔不低于1元的捐赠，就能将这笔“专属配捐”捐赠给自己所选的公益项目。怎样能被认定是“长期捐赠人”呢？官方的解释是：“持续参与99、持续参与月捐、公益等级较高的用户，也可以是长期参与捐步、答题和小红花活动的用户”。如果说，削减限时配捐的比例让抢配捐的做法收益降低，让长期捐赠人投票的新规就是让套捐行为的成本大大提升（第一，专属配捐额随机；第二，长期捐赠人不好忽悠）。影响更长远的变化来自预算高达两个亿的“行业实践激励”，这说明腾讯99今年更加看重“高质量”的公益项目。但这一行业激励将遵循怎样的标准或者原则，恐怕是负责筹款的公益从业者最关心的问题。目前，腾讯公益发布了5个类型13个激励点：这5个类型13个激励点很值得分析，这基本包含了腾讯介入公益所秉持的价值取向，也基本囊括了腾讯对何为“好公益项目”的基本想象。什么是好公益项目，如何评估一个公益项目？这是中国自2008年的公益元年以来一直在业界争论不休，而至今未有定论的问题。这5个类型13个激励点是腾讯对这一问题的最新回答：首先，要有好的捐赠人服务。这一点一直是腾讯公益的头号关切。腾讯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用户是其运营的根本。腾讯99近几年的规则调整基本上围绕着捐赠人服务来展开，比如不胜其烦地推动公益机构进行更高透明度的信息披露，今年亦不例外。从关于捐赠人服务的多项激励中可以看到，平台在着力推动公益组织为捐赠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其次，要做好公众倡导，要公开透明，要有所创新。腾讯一直希望建立一套可量化的指标，让其可以依靠后台的大数据对优质公益项目做出判断，站在平台的立场上，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但受限于公益行业本身的复杂性，一套基于数据收集的、完全超越主观判断的评价体系不好建立，如今新规的5个类型13个激励点所形成的体系，可视为一个平衡了各方观点的产物。自2015年首届99公益日以来，每年的99规则都会成为公益行业的风向标，99的规则，重要的不在于细则，而在于其“风向”。今年的风向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利好一贯积极开展公众传播的项目。细看13个激励点的细化规则，比如对公众倡导的对“共创优质内容”的衡量标准中就有一条：公益机构自主创作或联动其他内容创作者进行公益内容创作均可，总观看或阅读量需要在1万次以上。如有公益机构此前还没有视频号、公众号、微博、快手、B站、小红书等内容平台的运营经验，现在想临急抱佛脚，那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2、利好成熟的中小型机构。此次新规对过往“赢家通吃”的模式做出较大调整，设置了单个公益机构所能取得的配资上限，在13个激励点的细则中，多有诸如：“本周期内每家公募机构所得本项激励金不超过XX万元”的描述，也就是说，筹款能力再强的机构，也只能拿到确定的份额，在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重视日常运营，项目做得扎实的中小型机构会获得更多的机会。3、利好在互联网语境下，容易被公众理解的项目。公益行业的生态很复杂，有些项目好理解，容易得到公众欢迎，比如扶贫、助学、救灾；但也有一些项目逻辑链条比较长，背后的社会问题相对复杂，并不容易在这个注意力稍纵即逝的社交媒体时代被公众理解，比如环境保护、价值倡导，和一些支持公益项目的平台型、议题型公益项目。前者适宜在腾讯99上筹款，后者需要另辟蹊径，发掘更多筹款渠道。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腾讯因何“种”出小红花？腾讯配捐演变史：只靠算法，还不够腾讯99公益日新规解读：反摊派，反套捐，联结各方整治筹款乱象

7月19日，凤凰网发表《3个月20次洪水，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一文，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记者通过与6位来自民间救援队、基金会和NGO的人士对话，试图探索极端天气导致灾难频发的时刻，面对救援人手、物资、公众注意力等诸多缺口，我们的社会应急救援还能做些什么。这是一篇以解困为视角的新闻报道，文章的问题意识非常清晰——应如何为频发的灾害解困？文中提出了目前民间灾害救援几大短板：1、人手短缺；2、资金短缺；3、灾情没有得到最够的关注；4、救援队的能力不足，缺乏标准。文中同时指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解困方向：减灾备灾，“更重要的是，预防伤亡，而非事后修补”。标题里“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的说法很新颖，但也颇有一些争议，一位资深公益人就指出，应当要认清楚在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中社会公益组织的站位和角色、功能，不能将民间公益视为唯一的解困途径。言下之意，民间公益在整个中国灾害援助的大盘子了，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救灾疲惫”时刻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很形象地描述出我们所关心的社会力量的现状。在凤凰网的报道中，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团队主任谭花将今年的筹款称为“断崖式的下降”，“河南7·20水灾和京津冀水灾的募集款项达到几千万，今年的南方水灾目前只募到几百万。”文中还举了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的例子，该基金会在去年京津冀水灾项目时筹得了700多万元，而今年的南方水灾项目只筹到了45万元。爱德基金会和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的筹款遇冷是普遍情况吗？我们可以去国内两个流量最大的互联网筹款平台考察一下。腾讯公益截至7月20日12时，腾讯公益上线了“紧急救援

"CAFP共益筹款访谈录"专栏于2024年全新升级，我们将邀请公募基金会筹款负责人、一线组织筹款实践者、互联网募捐信息服务平台操盘手、筹款服务支持者、政策制定者等伙伴分享个人或机构的筹款行动历程与思考，以期探索本土筹款人成长与发展之路，让真知灼见引领行业迈向卓越。本期对话：梁海光

综合多方信源，大致可以拼凑出苏州胡女士遇害一事的基本轮廓：6月24日下午4点左右，苏州高新区一家日侨学校的校车遭人持刀行凶，校车司乘人员胡友平不顾自身安危拦阻凶徒，同时，也有其他民众出手相助，最后在巡警的介入下，众人联手将凶徒压制。但胡友平身中数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件中还有一对日本母子遇袭并受伤，所幸并无大碍。可以推知，如果没有胡友平的拦阻，校车上将有更多人受到伤害。事后，当地公安系统提请市政府追授胡友平“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通报是这样写的：“胡友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现有人持刀行凶，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被犯罪嫌疑人连捅数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官方想把这件事当成普通治安事件来处理，这种顾虑可以理解，但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在中国舆论场里，“救日本人”是一个有争议的行为。但是，这样的回避和淡化，同样是有争议的。在任何文明社会里，救人性命的行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是正当且被鼓励的，这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但随后几天的网络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官方顾虑，有网民居然质疑胡友平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是否合适，理由是“为什么要救日本人”，一些为之辩解的言论则是：“她救人的时候，未必知道对方是日本人”。甚至有许多极端危险的恐怖主义言论获得了很高的点赞，比如“苏州好样的，消灭汉奸间谍在中国的日本租界”、“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偏激的方式，但是我也禁不住喊一声哪位英雄干的？”

综合各大媒体的报道，基本可以这么说：梅州水灾，有可能是今年最严重的水灾。至少是迄今为止，今年最严重的水灾。毕竟中央气象台刚刚（6月24日）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也不好说之后会不会有更惨烈的灾情。这一波连绵数月强降雨困扰了整个南方，广西、福建、湖南、安徽等省份也同样被暴雨围剿，但广东北部梅州等地灾情最重，平远县、蕉岭县、梅县区等多处发生山洪、山体滑坡，有人员伤亡。截至6月18日，超过16万人受灾，累计转移近7万人。这个数字还将不断上涨。6月21日后，主雨带北抬，华南地区雨势减弱，但仍有间歇期强降雨，梅州等地进入了一个一边抗灾，一边重建的阶段。洪水凶猛，撤离惊险自6月16日以来，广东省梅州市灾情严峻。连日的暴雨导致洪水泛滥，多个地区受灾严重。《南方都市报》在6月18日刊发了题为《“全部人起床！发大水了！”深夜紧急通知》的报道，文中提到，深夜，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在巷子中穿梭，扯着嗓子大喊：“全部人起床，发大水了！”另一位村民则感慨：“我活了三十年，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洪水。”蕉岭县长潭镇堑垣村的徐先生回忆起前一夜的紧急转移，仍心有余悸：“洪水来临前收到转移通知后，不到半个小时，水位就到了膝盖。”老一辈人说，上一次发这么大的洪水还是在1983年。6月17日凌晨，松口古镇的街景更是触目惊心，一位博主拍下的视频显示，水位已经淹没街道，游客中心停车场也积水严重，车辆纷纷撤离。一名自驾至梅州的博主拍摄的洪水画面梅州被淹成一个个“孤岛”此次梅州暴雨洪涝影响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平远县差干、上举、泗水镇；蕉岭广福、南礤、新铺镇；梅县区松源、桃尧镇等。许多受灾严重地区进出道路受阻，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到达居民家门口，逐一转移受灾居民。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截至6月17日，平远县泗水镇24小时降水量高达369.3毫米，多个镇村仍处于“孤岛”状态，5人死亡、15人失联、13人受困。面对严峻的灾情，各方救援力量都被动员起来。《财新网》在6月22日的报道《闽粤交界的山区，一场洪水袭来后》中指出，地处闽粤交界的福建省龙岩市、广东省梅州市受灾严重。许多村干部或村民步行翻山求助，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依靠直升机和步行运送少量应急食品和饮水。上百个小型自然村深处山谷，呈现典型的灾后“孤岛”特点，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受灾损失重、老龄化程度高，将会是路网打通的末站。重建已经开始，消杀是当务之急《九派新闻》6月19日的报道《广东梅州村民讲述：洪水铲平房子，只剩石头和平地》中提及，许多村干部正在抢险救灾一线奋战，不少村民自发参与救援，也有人正在清理灾后的家园。雨断断续续地下，洪水一退，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清理道路、淤泥，灾后重建，并不须等到雨季过去。村民清理家中泥水和杂物。来源：澎湃新闻《澎湃新闻》6月21日的报道《梅州水灾第五日：一条横跨闽粤的街道正苦等消杀》中提到，湍溪村中心的街道堆满了淤泥、垃圾、破损的家具和禽类尸体，杂物堆积高度过腰。在连日超过30度的高温中，杂物散发出类似于发酵物的异味。村民日以继夜地用铁铲清挖家中淤泥，担心垃圾和淤泥长期堆积会让蚊虫和细菌滋生，可能会让村民感染疾病，特别是村里老人很多。湍溪村街道上的死鸡。来源：澎湃新闻湍溪村卫生所的肖医生表示，卫生站物资基本全部被冲走或泡坏，口罩、消毒药物等物资无法分派给村民。他呼吁尽快进行街道消毒，并提供抗感染药物和肠道疾病药物以防止疫情爆发。各界救援动起来了据《中国青年报》6月19日报道，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与菜鸟网络、天猫超市及盒马联合行动，组成救灾响应小组，积极筹措救灾物资。筹集了首批50万份食物，并运送到梅州受灾地区。阿里还将与当地政府和应急管理部紧密合作，评估受灾地区的进一步需求，计划提供更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截至6月20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为受灾地区发放人道救援应急箱4234个、米油包2492份、矿泉水9100件、面包3600箱、方便面4620箱、牛奶1500箱，惠及广东、贵州、广西等地。针对近日安徽黄山暴雨洪涝灾害，乡发基会也启动了救援响应，支持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在一线开展救援行动。壹基金持续驰援广东梅州。6月20日，深圳公益救援队在蕉岭县新铺镇、南磜镇开展救灾物资接收及运送、航空转运等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招商局集团、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也以各自的方式对此次南方水灾进行救援。其实，救灾也不只是应急救援的短短数天，此外，还有灾害发生之前的防灾减灾、灾时的过渡安置，以及灾后的重建与恢复。尤其是灾后重建，耗资最巨，但往往热度退却后就不受重视，事实上，重建阶段才是灾民最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为此，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与共益资本论推出专门针对“灾后重建”的报道支持计划，邀请对此议题感兴趣的媒体伙伴择机报道各地灾后重建的状况，探寻触动人心的解困故事：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灾后重建专题已开启报名！欢迎填报申请←报名传送门扫左侧二维码立即申报为更好实现此报道支持计划的使命，我们特意列出了以下几条选题建议，也将优先支持与建议符合度高的新闻选题：关注生活现状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灾区人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关注需求哪些中期或长期的需求是容易被忽视或逐步被重视的？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解决？关注“支持者”灾后很多企业、基金会、社会组织开展重建的项目，项目关注什么？如何开展？怎样切实帮助到了当地？关注“可持续性”目前的重建工作是否考虑到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的灾害，地方抗灾能力是否有提升？关注“进步”长期的灾害抗争史使得灾后重建的关注度和重要性越来越高，重建工作相较以往有哪些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01谁适合申报支持行动？运用解困式报道的理念报道积石山地震灾后重建的媒体个人和团队，机构媒体优先：纸媒、新闻客户端的记者和编辑；电台、电视台、视频平台的记者、编辑、编导等；自媒体、播客的主笔、主播和采编人员等；各媒体平台的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等。02入选的伙伴可以获得什么？采访支持对接采访对象，包括专家学者、公益机构负责人和受助对象等。资金支持一笔不超过8000元的创作资金（每人/团队），用于因采访报道所产生的差旅费、创作补贴等。（具体金额由申请人申请，经项目组评估后确定）知识支持不定期举行线上研讨，邀请相关专家分享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社群支持加入解困式报道研学社群，与新闻学者、媒体前辈、媒体同行、内容创作者交流学习。03如何进行申报？申报时间：首轮申报为即日起至6月30日。申报方法：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申报。（公众号“共益资本论”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同步发布）联系邮箱：gongyizbl@126.com社群伙伴的推荐语刘栋（澎湃新闻首席记者，气候变化专刊《临界点》主理人，2023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获选者）许多人都能发现问题、提出批评，但是很少人愿意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面对这个问题丛生、坏消息不断的世界时，解困式报道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让我们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行动和希望。李慧琪（自由撰稿人、2023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获选者）当我们和时代一样陷入无力困顿之时，行动起来是唯一的解药。发现“现在”，记录“现在”，解释“现在”，也在帮助形成“现在”

上周，我们发布《重返积石山：探寻灾后重建的解困故事

时隔9个月，民政部的通报显示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儿慈会）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严重缺陷。此前，柯某孝利用9958项目平台，私自筹集资金近千万元，这在调查中被归因于儿慈会内部管理不规范、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同时，儿慈会被认为未按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导致监督机制失效。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儿慈会的管理漏洞，也暴露了公益行业内部治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关于此事，我观望了一段时间，提几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一、唯筹款额论英雄，偏离公益目的近年来，国内公益行业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愈发明显，很多机构在互联网公益的红利期竞相追逐筹款金额，唯筹款额论英雄的观念盛行。这种价值观导致许多慈善机构更多地关注如何迅速筹集大量资金，而非真正关注捐款的使用效果和某个社会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这种行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儿慈会的“加盟”模式。通过挂名合作的方法迅速扩展筹款规模，但却忽视了对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严格监管，最终因一名“志愿者”的胆大妄为而爆雷，这可说是偶然中的必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公益行业必须重新审视和回归“利他”的基本价值，强调公益目的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进展，而非不惜代价地追求筹款数字的增长。二、劣币驱逐良币，公信力迟迟无法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客观上鼓励了人们不择手段地“做大做强”，

历经半年的努力，由知名新闻学者方可成执笔，共益资本论出品的《解困式报道指南》已经定稿，此报告旨在为想要尝试解困式报道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实用指南，在此要感谢澳门同济慈善会的慷慨资助，以及胡世鑫、梁晓菲、周子豪几位新闻研究者的辛勤工作。《解困式报道指南》系统考察了解困式报道在国内外的最新实践，并访谈了20余位供职于国内主流媒体、并有解困式报道创作经验的新闻从业者，相当完整地回答了当前新闻从业者关于解困式报道的困惑，比如，解困式报道是什么，不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解困式报道？一篇成功的解困式报道包括哪些要素？文中既有通俗易懂的理论阐释，更列举了大量的新闻案例，甚至有具体的技术操作指引。我们十分确定：对于认同解困式报道的新闻从业者，无论是新人还是老手，这一小册子都将为你提供许多启发。（《解困式报道指南》稍后将在共益资本论上线，敬请留意）解困式报道或曰解困式叙事，出现在全球新闻业的最新实践里，却是社会创新理论的一部分，要把握解困式报道的内核，需要了解社会创新的大背景。那什么是社会创新？社会创新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来促使有机的社会连接的发生，从而为我们的社会注入更多韧性与创造力。2004

最近看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标题是《“你个混帮会的，怎么敢去高攀名门正派？”》（作者：张佳玮），文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原来武侠小说里的组织类型，也有自己的潜规则与鄙视链。比如帮、派、教，表面上看都是武林门派的一种称谓，但其实也分三六九等：“帮”往往是底层民众的组织，“啥叫帮呢？大家一起穷帮穷，这叫帮。什么丐帮，什么盐帮槽帮、巨鲸帮，说白了就是黑社会……干的是占山为王，划地收保护费的违法勾当”。“派”就斯文很多了，有点中产阶级意思，“门派呢，一般都扎在某个地方，比如少林派、武当派、青城派、华山派、昆仑派……那是正经的学院！你入门派去学武功，出来就是某某派子弟啦，相当于拿了文凭”。“教”则往往有政治野心，一般有一套教义，甚至有一套形而上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内强调忠诚，对外则野心勃勃，比如明教、白莲教、日月神教，都是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帮就是穷的，派就小资中产，教就有造反的潜质，这是谁规定的？大概没有人这么规定，这是“江湖规矩”，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觉得就是这样才比较合适。不信你可以试着换一下：丐教、华山帮，这一听就有点山寨的感觉，大家觉得不像话。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固然是一种的文化想象，但也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按照冯仑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就只有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朝廷，一种是江湖。如果说朝廷颁布的律令是一种明面上的规则，“江湖规矩”就是一套“潜规则”——既然也是一种规则，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呢？因为潜规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往往是跟由权力主导的正式制度是有冲突的。你别看少林派、武当派看上去人模人样，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中产阶级，朝廷一个不高兴，说你是黑社会，你就是黑社会。但奇怪的是，尽管“非正式制度”看起来比较弱势，但它无处不在、经久不衰，有时甚至比正式制度还好使。梁文道在其音频节目《一千零一夜》中就讲到一个故事：在二战时期，一名英国军人被纳粹军队俘虏，其时负责看管战俘纳粹军官收到上级命令，让他把俘虏杀掉。但这位军官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悄悄把那位英国军人保护了起来。后来，那位英国军人回国，临走前留了一张纸条，大概是说哥们你够意思，等打完仗了，你来英国，来我家，我请你吃饭。甚至还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很有趣的冲突。按照正式制度，两国敌对，双方军士都应该严格遵循上级命令，指哪打哪，让你杀谁你杀谁。就算被对方放了，回国之后也要第一时间跟组织汇报，认真审查自己有没有被策反渗透，怎么能心存感激，还邀请敌人来家里吃饭呢？但欧洲传统却有另外一套军人的伦理守则，那是自古罗马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对何谓一个有荣誉感的军人有很多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对方军人要是投降了，不应再加害于他；也包括，大家在战场上固然是各为其主，但如果战争结束了，大家脱下军服，敌对关系就解除，完全可以做好朋友。这有点像现在的职业运动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场下可能是互送祝福、谈笑风生。故事里的英国军人和纳粹军官，其实在按照一套他们共同认可的非正式制度行事。社会学家周雪光指出，非正式制度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之中，诸如潜规则、“泛家族制”、山头主义、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在努力消除和抵制这些现象，但一直禁而不绝。周雪光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非正式制度会长盛不衰？潜规则是一种“刚需”周雪光认为，一方面，由于正式制度是自上而下过程的产物，因此，地方的经验积累和创新在获得上级认可前只能以非正式制度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的对象千差万别，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很难适用同一个方案，尤其基层社会中情理法的多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一种“双轨政治”来化解矛盾。按这个说法，非正式制度不仅存在于体制之外，也根植于体制之内。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就讲述了清朝乾隆年间，整个官僚群体在对待一桩“妖术案”时非常有默契地从“集体瞒报”转变为“层层加码”的故事。这显然有悖正式制度的要求。乾隆皇帝就对官员这种瞒报行为十分恼火，他打算借此好好修理一下这批不听话的官僚。但他还没真的出手，风向就变了，得知皇帝震怒的各级官僚马上开始了层层加码的政治表演，各级官员都在侦办妖术案时唯恐不够用力，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弄出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官员们为何前后如此反常？其实这也是非正式制度在发生作用。孔飞力就在《叫魂》一书极为精彩地描述道：“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到了弘历手里，这些制度建设不是停顿了，就是出现了倒退。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弘历缺乏他父亲的那种耐力。到弘历的时候，官僚体制已是盘根错节，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这几段似乎暗示着，面对一个心照不宣、大多数人认同的非正式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他固然可以大发雷霆，让一大批官员乌纱落地，但也没办法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系统。正式的制度只是表面上的，但真正影响人心、决定事情走向的却是非正式的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人也许会觉得《叫魂》里的情况是帝国治理不善的结果，一个好的制度就该令行禁止，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来说，内在往往有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帝国的超大规模带来了地域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各地的资源、能力、社会情况参差不齐；而另一方面，帝国的权威也必须维护，如果让各地“高度自治”，朝廷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呢？乾隆皇帝的做法是：一方面，用统一的正式制度来维系帝国的尊严，并用不定期的“整风”彰显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地方因地制宜，用灵活变通的非正式制度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皇帝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令他不快的事实：各地对他的服从，很多时候是一种象征性服从。但象征性服从也是服从，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有时候象征性服从就够了。这为非正式制度的长盛不衰提供了一种解释——非正式制度，本来就是制度的一部分，甚至是维系一个制度长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潜规则与朝廷法律互为表里，借用电影《一代宗师》里的一句台词，只不过“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潜规则背后的真实逻辑说了这么多，也许你还是觉得非正式制度，或者说潜规则的面目有点云山雾罩，它背后的真实逻辑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究竟基于什么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呢？我们都知道，正式制度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官方认可，甚至直接就是由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我们不太难理解背后的逻辑。那潜规则与什么有关呢？与人们的观念体系有关。政治学者包刚升认为，制度规则往往是在某种实力结构下博弈出来的，当这套制度规则固定下来后，还会逐渐演化出一套与实力结构、制度规则相适应的观念体系。但观念体系的影响会更为久远，往往是现实的制度规则变了，观念体系依旧顽强地存在。由于宗教、文化、历史演变的影响，每个国家的观念体系各有不同，而中国人的观念体系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最大的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简单来说，差序格局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把亲疏远近，分得清清楚楚，对于亲近的人，可以付出一切；对于远方的人，尤其是外邦外族人，漠不关心。周雪光提出了差序格局的三个基本特征：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身份基础。自我中心，即以自我出发确定与他人的关系，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去量度；亲疏有别，即社会关系因自我定义之社会距离的变化而不同，存在差异性对待的意义；身份基础，即血缘、宗族、婚姻等内容，具有边界清晰、信号明确、存续持久的稳定性。理解了差序格局，中国的潜规则、非正式制度就很好理解了，那几乎都是差序格局的外化与具体应用。为什么“领导子女”总会得到特殊的照顾？因为在差序格局的伦理体系里，亲疏本来就是有分别的，所有的道德和规则都得看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都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实际上并不认同“人人平等”的观念。但“平等”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于是这种亲疏有别、因人而异的价值取向就潜隐向下，成了一种不必说出口、却大家心知肚明的规则。明明是想给自己亲人安排一个好工作，却说成了“举贤不避亲”，说得好像不是因为某人是我亲戚，而是因为他实在很能干。应该说，差序格局是符合人类天性的。有人类学研究指出，在世界各地不少原始部落里也呈现出差序格局的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化中，差序格局很可能曾经普遍存在，但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像中国一样固守差序格局的观念呢？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宗教传播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的影响。由于大家都信仰一个唯一的神，人在神的面前实现了平等，因而在社会生活上，大家就逐渐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但众所周知，中国人大多是不信教的。尽管经济不好了，也会有很多人去求神拜佛，但大多求的是现世的好处，而非信仰什么唯一的真神，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推之，差序格局将会长期存在，而潜规则、非正式制度也将长盛不衰。“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手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博雅手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想了解更多博雅课程内容，欢迎关注“思益博雅”公众号博雅手记合集“公益”从哪里来？“公益”往哪里去？约束“利维坦”是可能的吗？气候变化是一场“公地悲剧”，人类该怎么办？在ChatGPT时代重新认识技术给《治安管理处罚法》提意见，管用吗？斯坦福研学之旅：探访自由之风吹拂之地

在游览敦煌莫高窟时，历史学者段志强提醒我们，东边地平线上一条不起眼的山脉，就是鼎鼎有名的三危山。三危山，象征着“华夏的边缘”。古时，三危山再往西，就是一片茫茫的大漠。尽管在三危山以东的河西走廊，从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其间也不乏沙漠戈壁，但在这一段绿洲较多，且相距不远，古时行商，即便是徒步，从一处绿洲走到下一处，近的不过一两天的脚程。但三危山以西就不同了，绿洲之间的间隔很远，旅人一旦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就可能葬身大漠。沙漠中的三危山

在新冠大流行后第一次出国，心情不免有些紧张。我提前一个月准备所需资料，甚至有点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感觉。事实证明，适度紧张是还有必要的，比如我就发现护照去年已经到期了，要更换新护照，如果像以前那样，临行几天才开始准备，此行大概就要泡汤了。后来，我听说果真有位师长因护照问题无法成行，不免有些感慨：自从疫情隔绝世界，大家真的太久没出去了。此行是“思益博雅”海外研学的第二站，首站是英国伦敦，这次要去美国硅谷，主题是探寻“科技新前沿与公益慈善之源”。如果说英国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美国就是集大成者——建国后仅用一百年的时间，美国就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创新，被公认为美国成功的秘诀之一，而美国创新的引擎，就在硅谷。10月初的湾区，刚刚入秋，夏日犹存，在加州阳光的照耀下，这片沙漠地貌的狭长地带到处是一片明晃晃的金色。从旧金山国际机场出来，沿湾区海岸向南驱车约30分钟，就到了Polo

最近舆论激辩《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尤其是第三十四条的第二和第三款，因为这里提出了一个对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影响的议题：那就是冒犯“民族感情”会不会被抓起来？众所周知，好的法律需要给公民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民族感情”不单是随着时事形势不断流变的，关于“伤害民族感情”的认定也是主观的，如果这真的成为了一个法律条文，那很多原来很平常的生活方式，比如穿着异域风情的服饰，或者在朋友圈转发一些批判性言论，就有可能在某一天变成“伤害民族感情”的罪行。正因事关重大，《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9月1日在中国人大网上线征求意见后，参与提意见的人数持续飙升，截至9月10日，已有超过8万人通过官方渠道提交了超过10万条意见，关注度远超同期其他的法律草案。可能也有人问了，法律条文都写出来了，普通市民在网上提意见管用吗？这种网络征求意见会不会只是走个过场？有用的。就以今年颁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最终生效的文本与征求意见稿有很大的差异，如下图，蓝色是被删除的文本，黄色是新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前后文案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法律学者翟志勇认为，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阶段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在立法的过程中，强大的民意会对立法有重大影响，而民意的形成，就需要我们普通人积极表达我们的诉求和立场。”当然了，不是表达了诉求和立场，法律条文就会因此而改变。各种不同的价值和利益群体会围绕一部法律的产生进行各种立法博弈，法律最终是博弈的结果。既然是一场博弈，就会有输有赢，存在着付出成本却没有收益的可能。但天底下本就没有免费的权利和正义。正如翟志勇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中所指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的每一份获得都是要付出成本的，都是要争取的，如果你在意你的权利和正义，那你就要为之付出你的成本，哪怕只是一个点赞与转发。”为什么说普通人参与立法是可行的？很多人不太相信普通人也能影响立法，这主要因为不太了解一部法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上图是我国法律产生的一般流程，目前广受关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就处于第三个步骤“常委会审议”的阶段。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在官网上公布了征求意见稿，时间是从9月1日到9月30日。我国采用的是“三审制”，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要审议3次，才会进入下一个流程。这些年来，一部新的法律案审议次数超过3次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物权法草案历经５年８次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历经５年５次审议，这足以看出，一个法律草案的通过并非板上钉钉，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博弈空间。尤其是部分法律草案被放网上征求意见时，这就是一个测试民意水温的操作，要是没什么反对声音，立法者就会认为民众基本认可，所谓的“有民意基础”；要是反对声浪很大，立法者往往就要认真考虑一番。同时，目前我国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也参照国际惯例采用了“知识与权力相分离”的原则，有法律知识的人，能决定大部分的法律内容，但不能决定法律通过与否；而没有或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不能决定法律的主要内容，但可以通过投票决定法律是否通过。简单来说，就是起草法律条文的，和审议通过法律的，不是一拨人。其实，立法工作也是一份工作，职业的立法者也是普通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起草法律条文时，并不是什么情况都了解，他们也会有知识盲区，也有许多拿捏不准地方，所以才需要向公众征求意见。尤其是在给一些技术性比较强的新领域制定新法律时，更是要求助于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此外，职业的立法者也有工作压力。如果一部新法律出来之后，社会反响很差，人们怨声载道，甚至有关部门也反映说这法律不好使，解决不了问题，相关的立法者也会脸上无光，甚至会影响他们职业晋升的前程。所以，如果有得选，立法者一般也愿意在征求意见阶段扫一扫雷，吸收一些意见，在草案审议阶段做出调整，总好过日后招来了大量批评，再去补救。所以说，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阶段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有可能的。普通人参与立法的两个途径：1、

“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手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博雅手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文章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ChatGPT

story.这个夏天，我们期待和你一起，用微光点亮微光，让关心点燃希望。加入我们，一起点亮心中的那一束微光。关联阅读“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申报长期开启，寻找志同道合的你拒绝emo，一起解困

“公益”有种奇怪的反差：一方面，公益的门槛极低，谁都可以宣称自己在做公益；另一方面，公益又似乎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事情，而且好像越苦就越值得夸耀，不仅受助者要苦，做公益的人也得苦，这样大家看起来才觉得感动。准入门槛低、社会认同度却高，造假就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怎么个造假法呢？比如有一个叫“韩文”的人，一开始跟人做野外拓展生意，后来投资失败就当了某视频平台的主播，他专门去最落后最穷的地方去拍视频，拍人家的土房子，拍小孩挖土豆、种地，也拍自己给穷苦人家捐物资、甚至是发钱的场景——当然不是真的发钱，通常在拍完之后又让人把钱把还回来了。又或者表演发3000元，回收2800元，留200元作为演员费。按他前女友的说法，韩文做这些是为了“急着赚钱翻身”。这也能赚钱？没错，这确实可以赚钱。韩文卖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在做公益，目的只有一个——涨粉。有了足够多的粉丝，就可以搞直播带货，这些注意力经济的变现方法并不新鲜。但难点在于，这个行当也没那么好做，像韩文这样的主播其实有很多，韩文脱颖而出的办法是虚构特别夸张的情节。比如，韩文就导演过这样的一幕：一户人家太穷了，孩子上不起学，衣服也没件好的，家里种的苹果还卖不出去，一家人生无可恋地看着苹果烂在地里。据说，这条视频出来后产生了上亿的浏览量，点赞数达数百万。然后韩文趁热打铁，开始直播卖苹果，直播场地就布置在那户人家的果园里，一场直播就卖掉了近4万箱苹果，价值100多万元。那么多苹果哪来的呢？有专门的供应商供货，韩文按箱收佣金，据说那一场直播佣金费就有近40万元。为了增强戏剧效果，韩文有时候会做得特别过分，比如，为了拍好哭戏，就给小女孩滴眼药水，有时候嫌眼药水不好，甚至会直接上手去掐她。后来，韩文团队里的一位摄影师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太缺德了，离职后就发布了一条揭露韩文造假的视频，大家这才知道原来韩文做的所谓公益，几乎都是假的。像韩文这样的假公益主播还有很多，据抖音发布的数据，2023年4-6月，抖音下架了相关视频

“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笔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博雅笔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文章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关心气候变化的票友问得最多的是这两个问题：1、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做公益的技术和思路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些政府大力提倡的领域，用“鸟枪换炮”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先来看看一个叫“数字长城”的项目。大家印象中的长城是这样的：但实际的长城大多是这样的：数据显示，明长城仅8%完好，上图长城的样子是常态，如果没有社会干预的话，仅存的8%，也将继续残破下去，直至变成一堆断壁残垣。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能在故纸堆里想象这一中华文化的符号？文化保育工作者希望把长城保存下来，最常规的办法就是去修缮它。但是，这一在荒山野岭搬砖的工作往往不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不关注通常就意味着没有资源；没有资源，参与长城保护的人员数量就无法匹配这个庞大的建筑，这显然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公众不关注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用数字技术来解决。腾讯基金会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出品了“云游万里长城”小程序。这其实是一款3D手游，据说开发团队采用高精度扫描建模技术，可以让人在游戏里修缮、游览依照真实场景制作的长城：也有人问，这个程序只能让人在虚拟世界里修长城，对现实世界的长城又有什么帮助呢？有帮助。今时今日，只要线上有关注，线下就能有资源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的“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项目，就在线上为河北喜峰口长城筹集到了超过170万元的修缮款。用大厂的黑话来说，就叫“数实融合”。这样的数字技术可以用于保护长城，自然也就可以用于保护其他文物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用于保护敦煌壁画：上图（左）是壁画剥落严重的样子，图（右）是用数字技术修复后的样子，是不是觉得更有冲动在朋友圈里分享了？没错，除了有“云游万里长城”，微信小程序里还有“云游敦煌”，看到这些炫酷的数字技术应用，我唯一的担心是，日后人们会不会连实景都不想看了。可能也有人问，除了这些数字技术，还有别的技术应用于公益吗？不仅有，而且很多。5月20日举办的2023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提前了5天上线了“技术公益云展馆”，合计有超过200个技术公益项目在线展出。开头我们提到的数字长城、数字敦煌的项目就在其中。虽然这看上去像是各家机构的一次拼团展示，但其中很多项目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去年一个叫

“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笔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博雅笔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观点不代表机构的立场。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一位企业家提问：究竟什么是“公益”？为什么我办企业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就不能算“公益”？这样的质问，可算是公益事业当下所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公益，甚至很多人的职业就是做公益，但当有人问到究竟什么是“公益”，这依然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给提问者讲关于公益的源起，或者说一些学理上的标准答案，比如说根据“三大部门”的理论，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就属于公益。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让人满意，如果一个人在了解了很多社会现实与公益项目之后，依然在追问，究竟什么是“公益”？他肯定对公益有很具体的困惑，也许他想问的是“公益未来要往哪里去”，也许他想问的是“公益要如何回应那些困扰我们所有人的社会问题”。就好比一个人在打了所有的该打疫苗，结果还是阳了，高烧不退几天下不了床，这个时候他问所谓的专业人士：疫苗究竟管什么用？你想，什么样的答案会让他觉得满意？人们对公益也有同样的疑惑。究竟什么是公益？公益可以派什么用场？哦，据说公益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那它是不是只能用来解决一些特别小的问题？比如有人还吃不饱饭，我们就把饭给他送过去；有人还上不起学，我们就捐点钱让他上学——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样做就够了吗？问题就解决了吗？那些幸运地得到救济的人，是不是依然处于随时需要别人救济的状态呢？公益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但经历了2022年，大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所谓时代一粒灰，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种复杂的、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又应该怎么办呢？公益有没有可能回应那些真正困扰我们的问题呢？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说，不要想那么多，公益就是解决些小问题的，或者说，公益就是个安慰剂，给人们提供个献爱心的途径，让人在巨大的无力感中找到一丝慰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人想让公益产生一些真正的影响力，真的想去回应那些困扰所有人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做？公益界有两种思潮：一是马上行动；二是诊断问题。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CDR-China

面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人类是如此渺小。新冠疫情的突袭就让整个世界猝不及防，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变化人们也还在了解之中，就更不必说常规的地震、洪水、风灾，每次灾害都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然灾害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新闻媒体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不仅让中国的公民意识进一步觉醒，也使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光有热情是不行，如何通过新闻报道回应灾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如何让灾害报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媒体人去探索。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灾害报道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报道灾害的角度也相对单一，以宏观叙事为主，缺少民间视角。冲在一线的媒体记者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优秀的灾害报道也没有被很好地整理、总结、传播乃至共同讨论。所以，我们在今年1月发起“2023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希望鼓励更多的媒体人不仅关注问题，而且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积极运用“解困式报道”的思路对灾害事件进行报道。“支持计划”自启动申报以来，收到超过30个个人、团队的自荐或推荐申报，作品数量超过60件。过去的一个多月，项目方联合深度训练营、中国解困式报道案例库招募了一个跨界推荐团（共36人，由媒体人、救灾公益人和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组成）进行初选投票，并邀请专家学者、资深公益人和知名媒体人组成评议委员会进行终审评选。最终确定了拟支持的个人和团队，来自《财新周刊》、《Vista看天下》、《南方人物周刊》、澎湃新闻和北青深一度的6位个人、团队入选。具体名单公示如下：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拟支持名单）·杨玉琪所属媒体：财新周刊代表作品：《新冠医疗废物井喷后》·李慧琪、谌彦辉所属媒体：Vista看天下代表作品：《被抚平的哀伤：武汉疫情丧亲者如何重建心灵？》·杨楠所属媒体：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代表作品：《安塔基亚：告诉世界，我们无家可归》《漫长的余波》《我们为什么关心土耳其》·黄之涵、伍惠源、刘栋、刘昱秀所属媒体：澎湃新闻代表作品：《鄱阳湖刮起“沙尘暴”》《江西大旱气候警示》《燃烧的“重庆森林”》·苏子涵、林珂莹、杨宝璐所属媒体：北青深一度代表作品：《独居的阳性病人，雇人上门照顾》·丁刚所属媒体：财新周刊代表作品：《安塔基亚震后余生》《土叙地震直击》《救灾重心转向赈济安置

power，意思是知识就是力量。瑟曦怎么做呢？她特别霸道，直接让卫兵捉住小指头，作势要割他的喉咙，把小指头吓得半死，然后说了句：Power

近期，电影《不止不休》在媒体圈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这是一部以媒体记者为主角、揭幕了“乙肝代检”黑幕事件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据说因为一些无法抗拒的原因延期两年上映。电影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那一年，纸媒刚刚迎来自己的全盛时期，但二十年后的今天，碎片化的网络信息成为人们获得资讯的主要方式，在各种重大事件中，立场而非真相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仍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人需要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用新闻报道去推动社会进步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话，谁是我们的盟友？“解困式报道”也许会带来新的转机。与传统报道方式不同，解困式报道不仅关心问题，也关心问题的解决方案。对“解困”的共同关注，会让行动者与媒体人产生更多化学反应。去年，我们发起了“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得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推出了“解困式报道三讲”的网课，并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对8位媒体人或团队进行了资助。今年，我们继续推动“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并希望设立支持解困式报道的资金池，探索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为媒体伙伴们提供支持。如果你是一位媒体从业者，你也希望通过报道来启发更多人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或者在报道过程中获得社群伙伴的帮助和支持，欢迎申报“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我们计划定期邀请知名学者、媒体人、公益人分享最新的理论、实践与案例，并资助从业者去做一些既有新闻价值、也有社会价值的选题。01谁适合申报支持行动？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主要为媒体从业者提供支持，欢迎以下人群申报并加入我们的社群网络：纸媒、新闻客户端的记者和编辑；电台、电视台、视频平台的记者、编辑、编导等；自媒体、播客的主笔、主播和采编人员等；各媒体平台的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等。02入选的伙伴可以获得什么？采访支持对接采访对象，包括专家学者、公益机构负责人和受助对象等。资金支持一笔不超过8000元的创作资金（每人/团队），用于因采访报道所产生的差旅费、创作补贴等。（具体金额由申请人申请，经项目组评估后确定）知识支持不定期举行线上研讨，邀请相关专家分享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社群支持加入解困式报道研学社群，与新闻学者、媒体前辈、媒体同行、内容创作者交流学习。03如何进行申报？申报时间：即日起，长期接受申报。申报方法：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申报。联系邮箱：gongyizbl@126.com←报名传送门扫左侧二维码立即申报社群伙伴的推荐语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新闻实验室发起人）在天灾人祸频发、抑郁与无力感盛行的当下，解困式报道不仅能提供重要的信息，还能传递守望互助的力量。刘婉媛（《中国慈善家》总编辑）在公共事件中，媒体不仅是记录者，也应该是建设者。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更需要理性、建设性。请大家关注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南香红（知名媒体人、非虚构作家）媒体直面困境，报道问题，并非为了渲染痛苦，消费苦难，而是为社会预警，为让人类少或者不再陷入相同的困境，为了让已然在绝境的人看到希望。支持行动发起方共益资本论由前南方系媒体人创立，定位为“用传播支持公益，助公益连接社会”，自2016年创号以来，专注于公益慈善、社会创新领域的深度报道，并致力于搭建公益慈善行业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桥梁，发起“灾害解困式报道实验行动”“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组织多场跨界交流的媒体工作坊和线上研讨沙龙。

“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笔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提升行动者面对复杂问题的辨析能力。“博雅笔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观点不代表机构的立场。在一个暗流汹涌的时代，不懂点政治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有人说，我不管政治，我就过点小日子行不行？不行。不管你管不管政治，政治都要来管你。学者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里打了个很好的比喻：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狂风暴雨。但政治又是复杂的，想要了解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可以从哪里入手呢？学者包刚升在思益博雅课程里指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演化是国家（State）的兴起。但是，什么是国家呢？国家是从来就有的吗？给国家下过定义的人很多，马克思·韦伯最直接，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卡尔·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又是暴力，又是垄断，韦伯好像把国家说得很坏，其实不然，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没有国家又会怎样？那就是现实版的黑暗森林。刘慈欣的《三体》描述了宇宙间一种所有文明都把其他文明当成敌人，并在猜疑链中最终走向无差别地消灭对方的状态，即所谓的“毁灭你，与你无关”。事实上，黑暗森林状态并非一种臆想，人类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处于类似的状态。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指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们便处在所谓战争的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十分接近于黑暗森林的状态，但是，霍布斯并不认为这种状态是不可解的，他认为一个超级强权，也就国家，可以终结弱肉强食的丛林：“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的所有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者一个能够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数人组成的集体。……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国家）的诞生。”《利维坦》扉页画：最上面一行写的是：世界之上没有权力能够与他相比利维坦是西方《圣经》里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指代国家，实际上也表明了一个观点：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人类创造了利维坦，一开始是希望利维坦能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但人们很快发现，利维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于众人之上的强制性的权力，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阿克顿勋爵所说的腐败，不仅仅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指“一个机构偏离了创立时所设定的目标”。打个比方，秦国的产生可能是为了解决秦人的公共需要，但秦国产生后，它的权力就总是集中在秦王家族手中，它就很可能不再服务于秦人的公共需要，而是服务于秦王家族的需要了。韩非子说得特别直白：“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难的时候，让平民当炮灰，太平的时候，就让平民996。有人说，那是因为秦王是暴君，如果遇到一个明君，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也未必。一个明君有可能会选择“与民休息”，就像汉初的“文景之治”那样。但是否要这么做，全看君主的心情。文、景之后汉武帝上台，做54年的皇帝打了43年的仗，上位者在“与民休息”之后连本带利地要了回来。事实上，无论谁来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她）都会试图去完成国家的建构，也就是如韦伯所说的，“在一个特定的疆域内成功地宣称拥有合法行使暴力的垄断权”，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里讲了个故事：在墨西哥一个叫库利亚坎的城市，一个黑帮组织包围了政府，要求政府放了他们的老大，经过一夜激战，最后警察决定投降，把黑帮老大给放了。事后墨西哥总统为放人辩护，说，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决定把这个坏蛋放了。这种黑帮电影都不敢拍的情节，真实发生在2019年的墨西哥。事实上，也不独墨西哥，世界上很多国家能力比较弱的地方，比如阿富汗、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因政府无力实现对暴力的垄断，居民的人身安全往往是没有保障的。而当有人（或者组织）居然完成了这么难的任务，成功慑服群寇，为人民带来了和平，其力量就往往强大到可以不受约束，至少对内是这样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就是打出来的，所谓“战争缔造国家”。秦始皇一定会同意这个观点，他在表扬自己的碑文上就是这么写的：“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秦始皇说得很清楚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以暴制暴带来秩序，这就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实际上，这也成为了中国此后2000年的政治传统。学者秦晖干脆把从秦到清统统都称为“秦制”，尽管这在学术上有争议，但“枪杠子里出政权”的做法确实是一脉相承。利维坦是如此的暴烈，那么，约束利维坦是有可能的吗？洛克说，只有让国家权力受到宪法、法律与分权的约束，才能捍卫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力要被关到笼子里。但关键是，怎么才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呢？有人就说了，要制定法律，让王在法下。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按照历史经验，法律一般是由君王制定、并由他的军队来保证实施的，哪个王会愿意待在法之下呢？那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人类历史上有哪些成功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实践？答案是有的。最有名的就是1215年英格兰的《大宪章》。大宪章签署画当时，英格兰的约翰王和治下的贵族发生武装冲突，约翰王战败，在贵族胁迫下签了一个协议，大意是承诺之后不能再乱来，要保障贵族和教会的利益，这份协议就被称为《大宪章》。我初看这个故事时觉得稀奇，国王咋这么老实？难道是因为英国人特别有契约精神？其实，约翰王也不老实。看了上图就知道，守在他旁边的贵族们个个拿着武器，神情凶神恶煞，背景里还有士兵和军营，所谓的大宪章，是一个城下之盟。就在贵族离开伦敦各自返回封地后，约翰王几乎立即就宣布废弃大宪章，于是内战继续。在约翰王之后的多任英王，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废弃大宪章，国王与贵族之间打来打去，讨价还价，斗了470多年，直至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里赶跑了詹姆斯二世，并在次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英格兰才真正实现了“王在法下”，建立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君主立宪制”。君主我们也有，而且很多，但为什么“君主立宪制”就没出现在我们国家呢？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从来没有想过限制君主的权力吗？其实也是有的。学者黄仁宇写了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说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后，皇帝万历就开始罢工了。他罢工是因为他想做的事情总是被文官集团反对，比如，他想立自己最喜欢的女人当皇后，文官反对；他想废了太子另立一个，文官反对；他想处罚不听话的官员，文官还是反对。文官集团的武器是“伦理”：“本（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也就是说，明朝用伦理而非法律来约束王权，这不能说没有作用，有明一代，皇帝确实受到诸多制约，甚至被称为“紫禁城中的囚徒”。但是，这种约束终归是一种“软约束”，要是皇帝一意孤行，文官的唯一办法是“死谏”，死谏作为一种行为艺术，无疑是很悲壮的，但效果实在不怎么样，往往是谏言的人死了，被谏的人该怎样还怎样。经验告诉我们，不管伦理还是法律，想要得到落实都必须以实力作为后盾。不要忘记，《大宪章》的背后，是一群在军事实力上足以与国王叫板的武装贵族。只是有一点很迷惑，这些武装贵族既然已经强大到可以逼迫国王立约，那为什么不取而代之呢？大宪章中的贵族，似乎就没考虑过这个选项，这从第61条里可以看出来：“此二十五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国王）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但对余等及余等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群臣如初。”意思就是，要是国王毁约，贵族们可以夺他的城堡、分他的田地，但是，必须保证国王家人的人身安全，不仅如此，要是国王改正了，贵族依然要尊他为王。与我国历史有很大不同的是，英国人在反抗国王的过程中，宽容是存在的，底线也是存在的，他们的政治体系中存在着足够强的社会力量，但同时又有着克制、宽容的政治传统，这大概是约束利维坦的两个必要条件——前者确保“约束”得以可能，后者避免进入“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那么，在一些社会力量薄弱，同时也一向不主张宽容的国家，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去抄作业呢？东亚往事可以给我们启示：日本的“明治维新”水到渠成，而满清几乎照搬“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却流血收场。说到底，是因为社会状况大不相同，两国的社会力量对比悬殊。刘瑜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指出，英国“中强国家，超强社会”的特性让立宪主义得以诞生。意思就是说，如果国家很弱，那就没必要约束国家，而如果国家太强，那也约束不了。国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政治就在社会之中，先有社会变迁，才可能有政治变迁。所以，约束利维坦是可能的吗？一个有力而宽容的社会是前提。有人说，不学政治，还没那么绝望，越学越绝望。这是有道理的。但也有另外一种道理。在学习人类政治演变史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大的方向，就是从少数人统治走向多数人统治，尽管多数人统治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决策效率低下、多数人暴政等等，但这种运动是真实存在的。就如托克维尔所指出：“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但我同时也看到，这一社会运动是在历史的时间尺度上进行的，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英国贵族为确立议会主权用了474年；从1863年的《解放宣言》到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美国黑人为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耗时101年。人们在回顾政治历史时总喜欢回顾那些高光时刻，但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隧道里行走时，有很多人注定无法看到光亮。作为一个普通人，温和而坚定地往前走就好了。“春有时”画展今年3月18日，上海市莫干山路有一场名叫“春有时”的画展，策展人说，她不想再错过一个春天。她在画展的明信片上写了一篇小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春的浩荡有一种几近残忍的执意，兀自蓬勃，兀自席卷，并不因为谁的缺席而迟缓等待。”文章的最后一句是：“自己开得好，就是对世界的纠偏。”想了解更多课程内容，欢迎关注“思益博雅”公众号博雅笔记“公益”从哪里来？

在今日，“公益”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常与“慈善”连用，但关于公益“是什么”与“应该怎么做”，人们却有千差万别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见解。即便是在学术界，学者们也没对何为“公益”达成一致，根据学者朱健刚的梳理，当代公益慈善研究主要由三股思潮构成：第一股是以慈善为主题的研究，在中国语境中多理解为慈心善念的驱动，具体表现为好善乐施与好人好事；第二股来自对民间组织的讨论，研究对象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大量并未注册或非正式注册的志愿团体，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主要聚焦“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及有关市民社会的种种可能；第三股则是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路，公益慈善既是政策的关注焦点，亦是政策法规的专门用语。熟悉我国意识形态构建的读者应该看出来了，这本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交织在一起的三股思潮，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市场经济，三是马列主义。这三股思潮各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回答“何谓公益”的问题上，当然也就大不相同。所以说，这年头，无论是找合作还是找对象，首先要找一个三观一致的，否则大概率不欢而散。当然，即便是三观一致，对“何谓公益”也未必有统一的理解，公益在成为热词的过程中，对其历史源流的梳理是不清晰的，对其背后的观念，以及观念背后的文化基因是避而不谈的，所以，当我们想要回答公益“是什么”与“应该怎么做”，可以先了解下“公益”从哪里来。按学者秦晖1999年的说法，中文“公益”一词是日本人留冈幸助将英文public

2023年，方德瑞信（FIDC）联合共益资本论推出“FIDC共益筹款访谈录”系列，先期将邀请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的操盘手们分享台前幕后的思考与心路历程，以有血有肉的细节开启平台与公益行业的真正对话，寻求共赢之路。本期对话：罗海岳

2023年，方德瑞信（FIDC）联合共益资本论推出“FIDC共益筹款访谈录”系列，先期将邀请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的操盘手们分享台前幕后的思考与心路历程，以有血有肉的细节开启平台与公益行业的真正对话，寻求共赢之路。本期对话：双玺

2022，是集体记忆飘忽动荡的一年。目光向外，俄乌战争、经济下行、极端事件频发；目光向内，疫情肆虐、性别暴力、城乡生活割裂……当人们面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新闻人在“报道现实”、“接受现实”之外，同样开始探索另一处“小径分叉的花园”。有这样一种报道，它被称为“解困式报道”，它着眼于搭建起新闻人“关注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桥梁。通过聚焦于问题解决者以及他们采取的行动，“解困式报道”希望有力回应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洞见，不掩盖方案的有限性，从成功抑或失败的行动中汲取经验。围绕社会问题提出应对措施与解决思路，组织严谨而有说服力的新闻报道。2022年，共益资本论联手新闻实验室和深度训练营，发起了第一期“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团队”。怀揣着搭建中国第一个完善的解困式报道案例库的愿景，在为期半年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培育出了累累硕果。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团队的加持之下——包括行业资深媒体人、公益人，和来自牛津大学、清华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在读学生——我们搭建起了“中国解困式报道案例库”网站的完整架构，并已筛选出近百篇合格案例、二十余篇金牌案例予以入库，填补了过往在该领域上的空白。我们的网站还在成长之中，欢迎关注↓↓↓↓www.solutionsjournalismcase.com此外，通过邀请撰写金牌案例的资深记者及海内外高校学者，我们组织解困知识培训、采编经验分享近十次；通过行之有效的组织架构，我们还成功孵化出一档名为《解困》的播客节目，截至目前，该播客在小宇宙平台上已有近2000名粉丝。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每位参与其中的小伙伴均收获满满。2023年2月，我们怀揣着同样的初心，发起了第二期“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团队”。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对解困式报道有浓厚兴趣与热情，希望贡献出自己的“解困力量”，破解当下的“中国困境”，欢迎你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建设国内第一个“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01三方合作共益资本论：由前南方系媒体人创立，旨在“用传播支持公益，助公益连接社会”，自2016年创号以来，专注于公益慈善、社会创新领域的深度报道，并致力于搭建公益慈善行业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桥梁，发起“首届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组织多场跨界交流的媒体工作坊和线上研讨沙龙。新闻实验室：由传媒学者方可成发起的项目，旨在普及媒介素养，同时在传媒、科技领域为新闻传播从业者、研究者和学生，以及所有对新闻传媒感兴趣的人提供专业知识。目前，新闻实验室主要以newsletter和播客的形式更新。深度训练营：一个通过独立运转和系统培训提升在校生新闻采写实践能力的专业化实习社群。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有十一期学员。超百名新闻业内资深记者和编辑在深度营分享从业经验，近百位准新闻人经这里迈进传媒行业。02三方推荐语共益资本论媒体与公益组织是天然的同盟军，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我们发现，解困式报道是一个能将媒体界与公益界团结起来的载体，因它同时回应了媒体的新闻理想与公益组织改良社会的志愿。作为一种新的报道方式，报道者显然需要学习、交流、相互借鉴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搭建“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新闻实验室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靠的就是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能力。解困式报道将问题的解法传递给更多人，激发新的解法，促进更多问题的解决。中国案例库当中的内容，既是解困式报道的经验总结，又能为更多媒体人加入解困式报道的行列提供启发和参考。深度训练营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媒体都不应放弃去面对真问题，解困式报道作为一种推进问题解决、引发公众关注社会行动的方式，值得媒体记者深入挖掘发现其价值，激起更大的水花。我们参与筹备建立“解困式报道中国范文库”也是基于这一点，发现出路，看见未来更多可能。03一期成员推荐林超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全媒体中心首席记者“解困式报道”“搭建解困式报道案例库”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媒体人的一场解困试验。但于我而言，参与这一场试验，更大的收获在于，能在这里认识到一群依然对这个行业抱有希望的新闻学子，以及依然热爱并坚守在新闻行业的新闻人。今年是我迈入这个行业的第十年，经历了整个媒体行业的重大转型、变革，看到了这个过程中，由于大环境变化，而发生在许多微小个体上的变化。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转型，有人选择继续坚守。可能我们觉得严肃的新闻很少被看到，优秀的记者严重流失，但通过此次项目，我们集中发现了很多闪光的报道，和报道背后闪光的记者。他们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更有抱团取暖的感觉。回想起2022年，“解困”一定是这暗淡一年的一抹慰藉。计日莘前媒体记者加入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项目，本身就是一次“解困”实践。在这里，我们将“个人困境”暂时放了放，将目光聚焦到离我们看似很远的“大问题”——特殊群体支持、灾难报道、医疗与教育问题等，通过案例梳理与研读、沙龙参与及网站/播客搭建与运营，在与伙伴同做一件件具体事情的过程中，个体的困境和压力也得到了纾解和疗愈。来加入我们，用一个个“小世界”的努力，为“大问题”找到解答的思路。李子旋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我觉得解困式报道团队从始至终都在努力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包容更多的可能性，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宝贵的事情。还记得第一次在群里做自我介绍时看到大家丰富的活动经历，当时觉得“哇，大家都好棒！”，雨洁他们组织的破冰小游戏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交流，隔着屏幕，看见大家热切地交流，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生活状态、困境与纠结，我觉得很感动，还记得林超艺老师说“记者这个行当本来就跟发财无缘了，再不开心就太不值得了”，我在屏幕另一端觉得很释怀。后来我们在无数次交流和碰撞中做出了解困式报道的网站和播客节目《解困》。翻了一下9月份的聊天记录，当时我们还在设想案例库的形式和架构，我还是一头雾水，千溪和语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最让我惊喜的是我们的播客节目《解困》，这个节目完全是在闲聊时聊出来的，感觉在这里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就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后一点点的变成现实，这实在是太棒了。要主持第一期“客厅”栏目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去和雨洁讨经验，没想到大家聊的很好，听见计老师的大笑，感觉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至于后来播客节目登上新星榜、上了一周推荐，粉丝慢慢地增长就更是意外之喜了。我接触最多的小伙伴雨洁、婕妤、计老师、元毅都是很有能量的人，和大家相处开心又自在，很多事情都是在聊天里敲定的。在团队的半年里，做出了一些可见的成果，认识了一些可爱的朋友，只有两个字表达我的心情“开心”！WE

2023年，方德瑞信（FIDC）联合共益资本论推出“FIDC共益筹款访谈录”系列，先期将邀请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的操盘手们分享台前幕后的思考与心路历程，以有血有肉的细节开启平台与公益行业的真正对话，寻求共赢之路。当跨界合作的红利耗尽，互联网募捐平台与公益机构近年形成了一种相互猜疑的博弈关系。以2021年的河南洪灾为例，当时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发起募捐驰援一线，为了提升捐赠人体验，各大平台对一线执行紧急救灾的机构提出了严格的反馈要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反馈平台上的捐款兑现成多少箱水，多少顶帐篷，此刻的物资发到了哪个村。救援一线因此出现了一个荒诞的场面——在黄金救援时间里，当救灾需求的信息还亟待统计厘清、公益机构人手捉襟见肘的当口，还得安排2个以上的人员专门统计信息，计算捐来的物资有多少箱水、多少顶帐篷，是否能凑得上某平台筹款的数字，然后再安排人手，把物资摆好，拉横幅拍照。这有必要吗？有没有更好的协同办法？互联网募捐平台与公益机构都是“互联网公益”的基础设施，前者对接公众，整合资源；后者判断需求，让理想落地。双方本应是一个相互支撑、紧密合作，1+1＞2的协同关系，但目前，不少平台与机构的关系正滑向一个彼此消耗的困境——平台对筹款主体机构的筹款指标与反馈要求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颗粒化；而公益机构则认为平台越来越将其作为乙方纳入商业版图，公益机构沦为平台的“内容提供商”与“用户增长点”；这一消极的认知则又增加了平台对公益机构的不满，进而推出更多更细的要求来敦促机构“进步”。事实上，互联网募捐平台与公益机构的联动曾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互联网平台大规模介入公益慈善领域之前，准确来说是2015年以前，在“慈善双轨制”的分割下，有公募权的机构与没有公募权的机构一度是没有交集的。99公益日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游戏规则，“慈善双轨制”的藩篱在互联网特有的激励下消融了，有公募权的机构被鼓励去分享他们的公募权，有活力的一线机构则拥抱了“借船出海”的红利，“国家队”与草根组织携起手来，在互联网平台的助推下扬帆起航。但是，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各方在价值观上的始终存在分歧，互联网平台、公募机构，一线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博弈，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对话从业者·共益资本论：最近七八年来，互联网平台与公益慈善组织的携手创造了可能是世界上筹资规模最大的联合劝募运动，这在每年的9月都会出现一个高潮，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筹款量的水涨船高，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是这样。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互联网平台与公益机构的合作与博弈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根据你的观察，这其中出了什么问题？叶盈：中国式的联合劝募和国际上是非常不同的。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兴起。具体来说，依托于99公益日的配捐机制而兴起的。在99公益日配捐机制的刺激下，中国的公募机构才真正地开始把公募权分享给一线执行机构，由此大量的中国一线机构才开始比较容易地获得了公募资格，通过挂靠在公募机构之下，然后到线上就公开募捐。一度出现了大型公募机构纷纷开始招揽一线机构的盛况，公募机构在建设自己的互联网联合劝募中心，为小机构提供各种筹款培训，希望小机构都能过来，成为联合劝募中心的一部分，可以说，互联网平台为公益慈善行业带来了互联网精神，降低了公开募捐的准入门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不停地在随着平台规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我们观察到平台的规则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致，颗粒度越来越高。以前，平台对机构的要求基本就是慈善法的要求，比如，管理成本不超过10%，但目前，平台对机构的要求是高于慈善法的，有部分平台规定，不仅仅是管理成本不能超过10%，筹款成本、管理成本，和设计执行成本加起来都不能超过10%。同时，对机构需要反馈的内容，比如文字应该怎样，应该配什么样的图片，也来越有特别具体的要求，这对于机构来说，无论是公募机构还是一线的执行机构，“行政汇报的成本”就越来越高。目前，中国的筹款主体机构（包含公募伙伴和一线的执行机构）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不好的趋势——平台方对机构的要求越来越细致，规则越来越复杂，管理与运营成本随之水涨船高，而机构方则觉得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卷”，双方正在滑向一个恶性循环的双输局面——双方原本应该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却陷入彼此消耗与利用的困境。共益资本论：

坏消息层出不穷，刷新闻刷到政治性emo？一起来寻找好新闻吧！“看理想”一篇文章说：政治性emo有一条重要表现：个体开始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似乎故事越曲折、越煽情，越能获得关注。但很多时候，故事所引发的只是观众一时的情绪宣泄，等到热度过去就会丧失讨论的兴趣。新一轮的故事席卷而来，曾经为人所愤怒的、呐喊的、哭泣的，渐渐隐入尘烟。在浩如烟海的坏消息堆里，信息技术只增加了我们对痛苦的感知，却并没有增加我们的行动力。有位网友写道：“有时候明知无力，明知痛苦，我们还要去拼命获取更多的负面信息，主动地寻求伤害，简直像个受虐狂。”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会想问：除了反复去讲、去刷吸引眼球的故事，还能做些什么？我们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解困式报道。电影《流浪地球》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面对灾难，人类总是渺小的，可在灾难面前的每一次行动——或许是救援，或许是变革，或许是重建——又使人类得以伟大。2021年9月，我们发起了“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这项计划着眼于搭建起新闻人“关注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桥梁。我们希望支持媒体记者开展以“解困”为导向的灾害报道，尤其是报道国内外对于灾害救援、灾后重建领域社会问题的解困方案。最终有超过30个个人、团队提交了申请，申报作品数量超过70件。入选的伙伴不仅可以得到相关公益组织和专家学者的知识与采访支持，也能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支持有“解困”思路的媒体人，让更多有建设性的报道推动正向的改变。你要是认同这个方向，加入我们！2023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的“跨界推荐团”正火热招募中。线上沙龙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线上沙龙，来和知名学者、媒体人、公益人一起探讨：为什么在当下提倡解困式报道特别有意义？怎样的报道才是一篇好的灾害议题解困式报道？福利转发本条推文到朋友圈，集满5个赞后截图发到“共益资本论”微信公众号后台，前十位伙伴可以获得腾讯会议内部邀请链接，直达沙龙现场与嘉宾互动交流。“跨界推荐团”持续招募中！为了征集到更多优秀的解困式报道作品、拓宽支持计划评选的可能性和多样性，今年的评选将分为“推荐团投票”和“专家评审”两个环节。现在，我们希望招募一个30~60人的“跨界推荐团”，对申报作品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将作为终审专家的评选依据。只要你是①媒体人

南澳大桥与白海豚“我是潮汕人，我身后是南澳大桥，海里有几只白海豚，蛮美的，但我要是告诉你，潮汕的白海豚也只有十几只了，下一代的潮汕人很可能看不到白海豚了，你有什么感受？”2月2日，在第三届腾讯Light·技术公益创造营中，潮汕籍科研人员郑锐强站在一张巨大的动图前，介绍着野生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状况，他说，我国珠江口-香港种群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以每年2.46%的趋势减少，粤东种群过去10年减少38%，钦州过去五年减少了35%。“社会整个保护和研究投入在下降，对应的保护措施比较缺乏。白海豚即将成为濒危物种。”郑锐强目前，郑锐强担任海南智渔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科学总监，他和他的团队希望能保住这一珍稀的海上物种，但这并不容易。“保护生物多样性案例比较复杂，一个成功的社会解决方案，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数据的问题、保护的问题，而是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需要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郑锐强的话语中透露出清晰的社会创新思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他不仅看到了研究的重要性，政策的重要性，也看到了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这样的跨界视野在科研人员之中并不多见。郑锐强说，在国际NGO绿色和平（Green

​2022年，是失序的一年。似乎过得很快，却又好似格外漫长。这一年中我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战争、疫情、地震、空难、性别暴力、人身伤害……都将成为集体记忆，永久地铭刻在这个社会中。这一年，像是布莱希特笔下的1940年：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等通知。”有人用戏谑来消解这一年的苦楚，但也有人在行动中不断找寻前进的方向。在新闻界，解困式报道成为越来越多行动者的选择。与传统的报道方式不同，解困式报道不仅要提出并分析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强行动导向。少些破坏性，多些建设性，这是解困式报道的追求，也是寻找社会变革更好出路的报道者的追求。在报道的边界被不断收紧的当下，解困式报道将开辟一片新的领域，让我们看到在触达天花板前仍有巨大的言说空间。2021年9月，我们发起了“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该项计划希望鼓励更多的个人和团队运用“解困式报道”的思路对国内灾害事件进行报道，对希望做出优秀报道的个人和团队，在采访、资金和知识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最终有超过30个个人、团队提交了申请，申报作品数量超过70件。“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是“灾害议题解困式报道实验行动”的子项目之一。该实验行动还包括“媒体工作坊”与“灾害解困报道交流学习网络”。旨在帮助媒体记者和救灾领域的公益组织、专家学者搭建沟通交流的桥梁，普及灾害响应报道常识，并支持媒体记者开展以“解困”为导向的灾害报道，尤其是报道国内外对于灾害救援、灾后重建领域社会问题的解困方案。今年1月7-8日，2023灾害议题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在北京开班，有24名媒体记者参加了线下工作坊，其中包括中国青年报、财新传媒、《财经》杂志、《新周刊》和第一财经等主流媒体。今年，我们还定向邀请了10位救灾公益人作为共学伙伴，与媒体记者一起交流学习。同时，为了让更多报名伙伴能够参与学习，我们设置了线上观看渠道。大家的参与热情让我们相信，解困式报道在中国的推广之路虽曲折，但必定通向光明。带着这样的初心，今年的“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又来了！不同于上一次，本次的申报要求与方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对解困式报道有浓厚兴趣与热情，相信行动的力量，希望自己所采编或是所欣赏的解困式报道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欢迎你参与本次的支持计划！活动信息1主办单位主办方：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联合主办：共益资本论

自去年11月拿到了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牌照”之后，字节跳动就酝酿着以抖音为主阵地，策划一场对标腾讯99公益日，阿里95公益周的“公益大活动”。8月17日，字节跳动揭盅，端出了一个充满MCN风格的大策划，取名“9·5DOU爱公益日”，DOU既是“抖”的拼音，也是“都”的拼音，玩了一个谐音梗。这一策划案从99公益日与95公益周都汲取了灵感，但也有着强烈的字节风格，如果说，99公益日围绕微信的社交属性展开，95公益周基于淘宝的电商平台发动，字节跳动也是从自己是商业最强点出发——抖音的生态、当红的主播（抖音管他们叫“达人”）、以及海量的用户。从面上看，字节跳动的“DOU爱公益日”与腾讯、阿里的活动大同小异，都是砸资源造一个公益嘉年华，然后利用配捐等杠杆手段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最后公益机构获得资源、平台获得影响力、公众体验一把“线上公益”；但在问题意识层面，三大平台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腾讯想撬动的是“捐赠”，解决“公益界资源不足”的问题；阿里看重的是“精品”，聚焦“公益界专业度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字节跳动这次也亮出了他们的问题意识：以“内容”为抓手，想着去破“公益传播不能出圈”的困局。嘉年华是表象，“开心做公益”是一种手段，做公益不是请客吃饭，如果一个公益活动起于娱乐而止于娱乐，它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都指向深层次的行业问题、社会问题。问题是很多的。自2008年由汶川地震触发的“中国公益元年”起，新生的公益行业一直处于多重困局之中，就像新闻行业一样，作为社会问题解困方案的公益行业，自身也需要有人来解困。意识形态的困局自不必说，可公开讨论的难题也一大堆，比如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近日，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一个关于公益机构生存状况的调查报道指出，进入疫情的第三年后，大量公益机构

网络交流终觉浅，还得线下聊才行。为了更好地帮助媒体记者和灾害管理领域的公益组织、专家学者搭建沟通交流的桥梁，普及灾害响应报道常识，并支持媒体记者开展以“解困”为导向的灾害报道，日前，我们在线上启动了今年的“灾害议题解困式报道实验行动”，这一行动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线下的灾害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不少伙伴们很关心线下的媒体工作坊，因为那可以深入地与各位专家、行动者、媒体同行面对面交流。是的，那确实是一段非常棒的体验，与一群价值观一致的优秀伙伴一起讨论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那种感觉是超现实的。在去年的工作坊招募中，报名人数超出预期，正式报名有62人，最终入选27人。入选媒体伙伴以纸媒从业者为主，也有不少来自电视媒体、主流的新闻客户端。入选者的从业年限主要集中在2-8年，占比超过六成，有22%的媒体伙伴有超过15年从业经验。他们大多关注灾害领域，且有一定灾害领域报道经验。今年的灾害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的招募又启动了，如果你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对以“解困”为导向的灾害报道有热情，希望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启发更多人行动起来回应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工作坊：01工作坊面向哪些伙伴？媒体从业者，两年以上媒体从业经历优先（含自媒体），有深度报道、大型灾害报道经验优先：纸媒、新闻客户端的记者和编辑；电台、电视台、视频平台的记者、编辑、编导等；自媒体、播客的主笔、主播和采编人员等。02工作坊有哪些特色：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课程安排Day11、解困式报道的源起、方法和发展现状2、灾害中如何开展解困式报道3、实战情景模拟&小组讨论Day21、灾害应对与应急管理政策解读2、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灾害应对（注：受疫情影响，工作坊具体议程以实际活动为准）03工作坊亮点“参与式”互动在交流中构建平等氛围，分享人和参与者平等交流，鼓励参与者自然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见解、经验和困惑。搭建跨界桥梁邀请在灾害响应与管理领域富有经验的公益机构从业人员与媒体记者分享交流，并为采访报道提供支持，如增强灾害背景知识储备、对接采访资源等。模拟实战演练在培训中设置情景模拟与小组讨论环节，学员参加感兴趣的小组，根据设定的灾害场景讨论如何进行报道，救灾公益人参与小组讨论，共同产出成果。本次工作坊全免费对外地伙伴提供差旅补贴（2500元/人）往届参会伙伴推荐语周娜（凤凰网“在人间”编辑，首届灾害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获选者)去年参加解困式报道工作坊，我第一次听到国内对此概念相对系统的讨论和分析。工作坊结束后，社群伙伴也在持续提供相互支持。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媒体前辈与公益从业者都有连接。李若一（中国青年报记者，首届灾害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伙伴）去年参加工作坊，深入了解解困式报道，对新闻和社会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工作坊的讲师来自不同领域，从法律界定到实际操作等方面，详细讲解了“how”的重要性，这是解困式报道的关键，也是传统报道中较为稀缺的部分。此外，通过工作坊其他同行和公益领域前辈建立了连接，受益匪浅。孟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首届灾害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伙伴）很荣幸去年参加解困式报道工作坊，此前一直在做科技报道，在疫情中有参与报道，发现解困报道要基于科学之上，但是真正想要做好这样的报道十分不容易。在工作坊的学习中了解了不同领域的交叉部分，与很多有志于公益的小伙伴相识，受益匪浅！张峰（杂志记者，首届灾害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伙伴)

小艾供职于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基金会中心网），5月里，她接到了一个任务——尝试去申请机构办公场所的房租减免。据说，机构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但还是想让小艾去试一试。想去试，是因为有优惠政策；不抱太大希望，是因为社会组织可能享受不到这项优惠政策。今年4月，北京市国资委等

5月中旬，腾讯公益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联合恩派公益、方德瑞信、七悦公益、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行动”，接受公众对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公益活动和项目的监督。截至6月10日，腾讯公益与CFF所组成联合工作组共收到21封邮件，29个反馈，针对17个项目。网友的举报集中在大病医疗救助、大病及困境儿童家庭补贴类项目。其中既包括游走在灰色地带，是否属于违规尚有争议的“刷单套捐”，也存在涉嫌“违反捐赠自愿原则”（逼捐）、“返利套捐”等情节较为严重的行为。（注：套捐，指不正当套取互联网平台、公募机构配比捐赠的行为）但是，这些举报大多证据模糊，有些提供了一些平台捐赠的流水图，有些提供了群聊天截图等未经证实的证据，普遍缺乏“实锤”，且取证难度较高。接到举报后，由腾讯公益与CFF已以“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联合工作组”的名义向相关的公募机构发邮件，敦促相关机构自查并提供情况说明。据说，收到邮件的公募机构对此很重视，大多启动了自查，并承诺“会对捐赠人做正向引导”、“加强监督”，但普遍表示“未发现有违规行为”。目前，联合工作组正在组织专家对举报事项进行评议，研究是否对被举报项目做出反应。腾讯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腾讯平台是一个公共设施，不会轻率封闭项目。但平台会表明态度，并起到正向引导的作用，“要让用不当手段的人没办法获得资源。”

毫无疑问这正是艰难时势，但也许“月捐”能指引公益组织找到一条新路。根据《公益行业灵析月捐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灵析月捐2021》），使用灵析管理月捐的机构总数已达到258家，较上一年增长49.13%，2021年度新增筹款额9680万元，较上一年增长128.9%，占历年筹款总和的55.83%。值得注意的是，灵析上的公益机构的月捐筹款总额，连续两年出现了翻倍增长，而且2021年的增长幅度在202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图片来源：《公益行业灵析月捐发展报告2021》形势大好？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公益组织在危机里迸发出旺盛的求生欲，加紧抓住了在艰难时势下依然愿意支持自己的核心人群。月捐，顾名思义就是有一群捐赠人每月定期为某一公益项目持续进行捐赠，有别于此前业界流行的“次捐”，“冲动型捐赠”，每一笔捐赠数额不大（多在50元左右），但这样的捐赠细水长流，往往是捐赠人对一家公益机构有着高度的价值认可，并愿意长期支持的情况下采用。《灵析月捐2021》直截了当地指出：“月捐的本质是做社群运营。”据我了解，比之大额传统筹款，发展月捐可能需要公益组织投入更多的人力，筹款性价比也相对较低，至少在短期来说是这样的。时下，大量公益组织不约而同发展月捐，一是因为大环境确实差；二是因为月捐是难但正确的事情。一、大环境确实差2018年末，美团的王兴转发了一个著名的预言：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可能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这句话，当时人们是当段子看的，2019年一切看上去都蒸蒸日上，有谁相信持续了那么多年的好日子会戛然而止呢？但在疫情爆发后，大家才发现这真是个神预言。疫情、战争、国际形势恶化、企业大幅裁员、社会空间被压缩……多重利空的叠加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的常态。凛冬已至。经济、社会预期每况愈下，依赖社会捐赠的公益慈善行业自然不能幸免。或许财务压力的传导有一个过程，但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不会迟到。在一个市场经济仍在完善中的国家，商业、公益其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当企业无以为继，破产裁员，公益组织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许多早已敲定的大额捐赠意向，往往在一两个装作轻描淡写的电话中就告灰飞烟灭。2021年4月，中国发展简报发布《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来自全国范围内399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重在调查一线“执行型公益机构”在疫情下的最新困境与诉求。《报告》指出，与2020年同期相比，28.8%的一线公益机构的实际资金收入减少了50%以上，其中有11.3%的公益组织甚至减少了70%或更多。近50%的受访机构对今年的前景表示悲观，他们预期未来机构收入仍将进一步减少。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2021年大多数公益机构的收入在走下坡路，准确来说，是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出现了大幅下滑。在一派萧条的大环境下，中小型公益机构纷纷披上了“月捐”的冬衣。但不得不说，仅就财务角度而言，月捐那点筹资额远水救不了近火。图片来源：《公益行业灵析月捐发展报告2021》《灵析月捐2021》显示，大部分公益组织在灵析的月捐筹款量不足机构总收入的5%，超过30%的机构占比仅为4%，要是等这点钱来救命，可谓杯水车薪。诚然，月捐不是公益组织的救命稻草，却是一笔稳定且不可替代的资金，这对有志于独立发展公益组织而言非常重要。《灵析月捐2021》指出：“有的组织可能（通过月捐获得的）资金比例并不高，但却能在每个月获得一笔非定向资金（机构可自由支配资金），这笔资金成为机构稳定且不可替代的资源，花在机构发展的刀刃上；有的组织即使比例和金额都不高，但却因为有着月捐人的坚实后盾，有了发展的底气和度过机构生存困境的力量……”二、难但正确的事情月捐不仅为缺资源的公益组织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也为当前深陷困境公益慈善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独立、稳定、可持续方向。目前，随着近年互联网资本规模介入公益慈善领域，在为行业带来巨大发展动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改变了公益行业的既有的生存逻辑，并让公益组织对平台的资源产生了深度的依赖。公益组织与捐赠人之间的灵魂联系也被打断了，取而代之的是“网友-平台-公益组织”的单向度联系，公益组织难以通过平台触达到真实意义上的捐赠人。互联网平台固然起到了为公益组织引流的作用，但公益组织难以将这些流量固化到自身的捐赠体系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公益组织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灵析月捐2021》指出，“月捐可以说是其中特立独行的一股力量。月捐也是借助互联网和便捷的移动支付发展起来的，但月捐人的卷入则是公益组织自己开荒拓土的成果，但月捐代表的是独立、稳定、持续的支持。月捐不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捐赠，让公益组织真实落地到公众层面，还能帮助我们在资源依赖陷阱中尽量跳脱出来。”目前，部分公募基金会已经看到了月捐的潜力，并在过去几年间投入资源营造出了自己的月捐人社群。我们可以在《灵析月捐2021》中看到，不足16%的公募基金会筹集的资金占到总额53.95%，由此可见，但如其他筹款领域一样，公募机构已然先行一步，并在月捐这条新赛道里有所斩获。图片来源：《公益行业灵析月捐发展报告2021》《灵析月捐2021》特别指出，公募基金会筹资占比之所以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机构，主要原因在于“少数公募基金会的表现较为突出”，这意味着在公募基金会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分化现象，少数头部机构加速突围，而更多的机构暂时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但月捐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即便没能带来太多资金，也能为一家公益组织持续地创造正向价值。前面说过，月捐的本质是社群运营，要把月捐社群凝聚起来，就得向捐赠人，或潜在的捐赠人反复地宣讲机构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并接受捐赠人对机构项目的检验，这倒逼机构按照捐赠人意愿不断地打磨项目，并持续微调机构的战略方向——这一切不会马上让机构筹集到大笔资源，却像一个忠实的指南针，在乱局中始终指向对的方向。猫盟是一家以保护猫科动物为目的环保公益组织，他们在2020年5月开始发展自己的月捐社群，目前已有4000余人规模，月捐收入占机构全年50%以上，可谓转型得比较成功。猫盟在构建月捐社群时有两条很有意思的原则：1、提供一个有安全感和有共鸣的环境2、搭建一个舞台，却把舞台的中心让出来据猫盟方面的介绍，很多社群活动并不完全由猫盟主办，而是“由月捐人来更多参与、负责活动策划、内容主题选取、设计活动周边等工作。”同时，猫盟向各个城市的核心志愿者与月捐人授权，鼓励大家找到自己乐意发挥价值的部分，有人就在豆瓣上发起了“云吸猫豆瓣小组”。这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群的构建思路，主事者不需作太多故作聪明的引导，公益机构的领导力通过服务社群的方式来体现，即所谓的“lead

应邀在今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作一个关于“公益传播”的分享，我也借机捋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这些年，大环境不断变化，公益传播的形态、逻辑也随之发生巨变。有一些变化，是行业期盼已久的，也有一些变化，让从业者措手不及。但无论如何，我们活在这些变化中，如果还不愿投子认负，还得与变化共舞。视频回放如下，并欢迎大家关注共益资本论的视频号：）大概5年前，我应“公益慈善学园”的邀请，写了一篇关于公益传播的稿子，题目叫做《公益传播要以打破“小圈子”为己任》。那时候，我观察到：

其实，每一个人物的产生不是仅仅是个人的努力造成，背后有整个时代的支持，上一个时代是社会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时代提供了历史的召唤和施展的空间，使很多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为了能帮上求助者，NR的志愿者们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在政策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帮助有需要的人联系解决转运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就帮助电话联系医院和疾控部门。为此，许多志愿者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人。

4月11日，腾讯公益推出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邀请儿童阅读推广机构满天星公益来当“擂主”，通过腾讯会议披露财报，在线接受捐赠人、媒体等相关方的问询，并同步在视频号进行直播。有网友评价说，这场直播看起来有一种“综艺感”。

与有关部门的反垄断关联起来，我觉得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共同富裕”被摆上空前重要的位置，腾讯反应神速，隔日即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作为一个资源体，互联网大厂介入公益时总是被寄予厚望，各方希望大厂能多拿出些资金、流量、技术，或是别的什么资源，但大厂考虑却往往是另一个问题：如何可持续？如果长期依赖平台输血，资源一停马上恢复原样，甚至还不如以前，大厂的头头脑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事情。

他们正在鼓励有公益心的“编程小白”开发公益应用（如老人关怀提醒小程序等），参与者中有一小部分公益从业者，更多的是此前与编程、与非营利行业都没什么交集的学生党、打工人。

再来看看具体的数值。2020年社会组织就业人数为1062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1.4%（据《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5亿人）。

在“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的政治气氛下，互联网公司投入巨资支持公益慈善事业成了一股风潮，一种现象。但怎么把钱花好，以何种形式介入到如火如荼的社会建设中去，成了一个新的课题。

这次管理员给的是一个私人账号，要求张姐对该账号转账3万元。管理员说，连同之前的捐赠额，共同承诺返现5万。听到近一倍的收益，以及“后面还有更多任务可以做”的承诺后，张姐不假思索，很快就向该帐号打了款。